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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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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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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 Statistics：Reconstructing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from the Biographies ofVirtuous Women in Local Gazetteers，”in H．Zurndorfer，(ed．)，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New Perspectives．Brill：Leiden，1999．伊懋可等：《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婺源县的婚内节育》，载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299—346页。)，但他认为现有的研究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导致不同地区人口变化的不同因素，贸然进行普遍化的综合是不适宜的。同时，他也认为，书中缺乏气候史的论述也是类似原因所致．参见伊懋可教授2004年6月5日的来信。
① Ester Boserup，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Population Pressure，George Allen & Unwin，London，1965。
增长减缓的关系来说，存在着李伯重和陈意新的争论①。就中国人口是否是马尔萨斯型这个问题，也存在曹树基、陈意新与李中清、王丰的争论②。总之，人口压力与“技术闭锁”和“高度平衡陷阱”以及环境变迁都存在直接的关联，缺少这个维度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与森林滥伐和土地过度垦殖直接相关的文化应是农学知识，而不是文人的环境意识。企图通过文人环境意识并不导致生产和生活中的环境保护来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似乎有点简单化。至于农学知识是文人环境知识的具体化还是环境意识与行动之间的中介尚需深入研究。李根蟠对“三才”理论的研究值得重视③。根据李根蟠的研究，三才的说法始见于《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意指农业生产是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是农业生物、自然环境和人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三才”理论是在长期农业实践中对天地人等因素认识的升华和结晶，又反过来成为传统农学和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对农业与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已经起步了，李伯重从三才出发分析了江南的水稻生产④。相信今后还有更多这方面的成果问世。分析三才学说恐怕比阐释天人合一更能切近农业经济与环境的真实关系。
中国与西欧的比较虽然不是本书的重点，但这种以西欧为参照物的比较隐约时常存在，与其他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突破相比，本书的比较研究尚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以西欧为参照的背后隐藏着把西欧发展经验当成是普世标准的潜台词，不好说这就是欧洲中心论，但肯定不是平等对待非欧洲的历史。美国学者柯文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的理论⑤，这无疑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直接反动，但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思维方式容易陷入“中国中心论”。近年来“加州学派”在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方法上的探索逐渐超越了以前的二元对立思维，其成果无疑值得借鉴。在“加州学派”的研究中，有三位学者尤其值得注意。王国斌提出，在进行中西比较时，在用欧洲经验来评估中国历史的同时还要用中国经验来衡量欧洲历史，通过互为主体来得出多元化的新结论⑥。这种方法似乎是二元的调和但与具体历史研究结合后确实新见迭出。弗兰克提出用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来观察世界历史。他认为，世界历史的演变就是整个世界体系内部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心和边缘周期性的置换。近代早期世界不是由欧洲所推动的，而是由一个早已运转着的世界经济体系所塑造的。这个体系如果有一个中心的话，那就是中国，其发展悠关当时的全球经济。欧洲通过加入亚洲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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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李伯重收录于《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一书中的四篇文章，分别是“控制增长，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堕胎、避孕与绝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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