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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清代货币研究历程与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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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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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快意识到自我研究清钱以来，从文献中得到的每一点资料，只是叙述了什么是应该发生的。文献上提供的一个钱局的开铸日期，仅仅意味着钱局被命令铸造钱币，而不是它实际执行铸造钱币的任务，所有钱局的铸钱数字只是它们应该铸造的数量，而不是它们实际铸造的数量。除了努力将那些散乱的信息编织成一幅连贯的图景，没有其它选择。
为了写作我的第二本书《清钱，从1736到1911》，我首先不得不找到那些缺失的铜钱。过去的数年里，无论何时何地我尽可能找到我缺失的清钱种类并都买了下来。终于，我购得了几乎所有的咸丰大钱，和相对比较珍贵的同治和光绪钱。几年前，一些新疆钱进入了市场，也满足了我的研究需要。
我对那些零散信息的细节掌握越多，就越感到受挫。我复印了所有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的相关部分，这些档案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②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它们非常之混乱，因为它们是如此之互相矛盾。奏折中皇帝的批语“知道了”应该如何解释?奏折是执行了还是没执行?那种状况是非常令人不满意的，是与我所知道的中国官僚政治的图景不相符合的，那些小心翼翼的记录员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关于任何一个钱局的单独报告，或是户部对它在首都的四个钱局的帐目?我向每一个知名的清史研究者请教，如哈佛的费尔班克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戴逸教授，等等。在中国的官方档案馆中，我没有得到比富有同情心的看门人更有意义的东西。而且，中国的清钱研究状况是令人非常失望的。例如，中国的钱币研究者甚至不能从就整个清帝国来说总数仅为29个的钱局中鉴别康熙的四个局名，而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19世纪的钱币都已被研究得滚瓜烂熟了。
每一次去北京，我会拜访任何一个愿意接纳我的故宫工作人员。我尽力查找每一本与上述主题相关的书籍。经过了5、6次的尝试之后，我终于成功说服了故宫博物馆的有关人员为我复印了《钦订户部故铸则例》。它包含了大量有用的信息，但是它仅仅是一个则例，一个关于掌握铸钱资金的部门如何运做的条例汇编。对于实际上发生的事它只字未提。只是一本关于什么事是应该发生的书。
1996年的北京之行，我终于开始变得幸运：第一历史档案馆承认他们有铸钱报告，这些报告从乾隆朝1736年1月开始。这一年的另外两次拜访中，在支付了一笔经费之后，我终于得到了一系列《内阁汉文题本户科货币类》的微缩胶片，总共有2，838卷。我将其打印出来，总共有43，742页，装订成了60大本。这个收集是不全的，但它是所有能找到的。这些资料的内容是不均衡的，常常是好几年的资料和好多至关重要的东西缺失了。比如，关于咸丰和同治朝的动荡时期的资料令人失望的不完整。仅有一个工部的报告。我也很失望地发现，完全没有关于新疆、西藏或是安南的资料。也找不到任何来自乾隆朝台湾的铸钱资料。在另外几次拜访第一历史档案馆之后，我得知新疆单独由军方管理，那意味着满族官员和满文文献。经过商谈之后，我也得到了这些满文文献。
我花了数年时间来解读这60大卷本资料。如何利用这些材料逐年排列钱币，把现有的钱币与文献相对照?一方面，这些文献含混不清。在所有文献中没有一个单独的说明，除了一个来自新疆的满文文献。而且没有一次提到钱币上那些多出来的可区别的记号意义何在。
雍正皇帝在雍正6年开始采用的铸钱方法一直持续到清末。户部一年春秋两季给每个钱局打制一枚祖钱。在得到正式批准后，户部再用祖钱铸造出数百枚母钱，这些母钱被送往各省铸造流通用的铜钱。然而一年中的这两枚钱在外形上是如此接近，任何人都能容易地看出它们是代表同一年的。
铸钱由国家垄断，因此属于国家机密。每年的钱在书法字体上都有不同，包括那些偶而出现的多了一个星或是多了一个月纹，目的是为了检查钱局的官员，看他们是否铸造劣质或减重的钱币，即所谓的钱局假钱。钱局的官员没有被告知如何辨别钱币的不同，大量不诚实的官员用这个方法被揪了出来。在各省官员给内阁的报告中，这些细节都很符合逻辑地没有被包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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