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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从宋代政治空间研究的角度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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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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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结构》 (《史学杂志》104—7，1995)、《宋都开封城内的东部和西部》(《长野工业高都专门学校纪要》36，2002)等，从军事、治安、漕运功能等各个角度分析了首都的构造。而且从城市景观复原的观点看，近年有关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论集(《读〈清明上河图〉》，《亚洲游学》11，1999)等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伊原弘、中野美代子、高村雅彦、小泉和子、清木场东、玉井哲雄、黑田日出男等从风俗、绘画、建筑、家具、漕运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目前的一个新研究倾向是对城市空间的“场”的研究。与笔者交往甚密的日本宋代史研究小组，近几年出版了《宋代社会的网络》(汲古书院，1998)、《宋代人的认识——相互性和日常空间》(汲古书院，2001)、《知识分子百态——以中国宋代为基点》(勉城出版，2001)。这些论点涉猎广泛，其中之一是分析如何认识城市中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网络，通过当时人们是否认识到在日常空间中形成的相互关联、分析了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中纷繁复杂的多样性和关联性。在此介绍其中一部分：平田茂树在《关于宋代明党形成的契机》中，明确分析了宋代与人们密切相关的科举、官僚制。提出了人们在以同乡、同学、同姓、同官等各种以“同”为机缘与纽带，创建的政治集团的构造。小岛毅在《作为思想传播媒体的书籍——朱子学的〈文化历史学序说〉》中，参考了法国历史学家Roger Chartier的“读书共同体论”，解析了通过阅读朱子学而形成的一个解释共同体．此外，远藤隆俊的《宋代同族网络的形成——范仲淹和范仲温》、川村康的《宋代“法共同”体考》、金子泰睛的《宋代流通史中网络论的效用——市场、商人、情报》等，论证了宋代社会中，人们如何以宗教、裁判、市场、情报为契机建立起合作关系的过程。
城市空间的研究视线产生了对人与人之间结合而形成的“场”的分析和对城市文化设施的分析。斯波已指出，宋代虽不存在明清时期以同乡、同业而形成的会馆、公所等设施，但当时的祠庙、寺观等有类似作用的设施。针对祠庙进行研究的有须江隆，须江在《徐偃王庙考——关于宋代祠庙的考祭》(《集刊东洋学》69，1993)《福建莆田的方氏与祥应庙》 (《宋代社会的网络》)中描述了某一宗族通过垄断祠庙而拥有在当地社会中的指导权的史实。在《从祠庙纪录看“地域”观念》(《宋代人的认识》)中，以祠庙为中心，通过对官吏，在地士大夫、父老、百姓等如何参与祠庙建设的过程的分析，从其关联构造入手论证了在地社会的秩序构造。
青年学者也相继推出了对桥梁、州学等社会设施、教育设施的研究。穴泽彰子的《唐·五代区域的社会认识》(《唐代史研究》5，2002)主要是对先于宋的唐后半期及五代进行分析的文章。其中明确记叙了当时官府控制减弱后，人们以寺观为中心修筑桥梁，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情形①。
山口智哉在《宋代乡饮酒礼考——从仪式空间看大众聚会场所》(《史学研究》241，2003)中对以州学为主要场所的乡饮酒礼进行了分析。指出宋代的乡饮酒礼与明清一样，有体现地方社会秩序重新整合的一面，同时也有欢送科举初试合格等庆典仪礼的一面，同时还是地方士大夫对社会秩序进行相互确认的“场”。如须江、穴泽、山口的各篇论文所述，展示城市空间特征的各项设施有何机能?形成了怎样的“场”?这些都与人与人结合的问题有关，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最后得补充一点，即与历史学相关的各学科对城市文化研究的成果。唐之前，生活在城市的人被围困在“坊墙”、“坊门”中。日落后的活动也受“夜禁”制度的约束而被禁止。进入宋代，“官制市”与“坊墙制”解体，由于放宽了“夜禁”制度，形成了一种有利于共有自由空间和时间的体制。再加上城市内部由于“侵街”而形成的商业空间的扩展、城市外部的被称为镇市、村市的商业城市的相继出现，以及交通的发展与商品流通的扩大，使各种文化、娱乐设施也应运而生。这些情景在《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文献资料、《清明上河图》、《平江图》等绘画以及碑文史料中有记载。例如，《清明上河图》中绘有城外的虹桥，交织于运河中的船舶、仓库、饮食店以及城内办理商税的衙门，贩卖各种物资的店铺、酒楼、茶馆等鳞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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