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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境地研究”到环境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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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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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而从未考虑过——或只是肤浅地考虑过——工业革命对生态环境系统及人类健康造成的各种重大后果。比如，关于技术选择、化石资源消耗或污染的影响的研究，都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很繁荣的历史人口学在研究城市超高死亡率原因的时候，更重视的是居住条件的因素而不是市民每天呼吸的受到细菌和化学污染的空气。当时的工人运动史在谈到工人斗争的社会成就时，关注的也只是劳动时间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改善而不是各种“环境不公正”问题，其实工人正是环境污染的最大受害者。和当时的政界人物们一样，历史学家衡量繁荣的标准也是烟囱的高度和环境污染的程度。
因此，在二战之后的30至40年间，历史学家对环境的兴趣较之二战之前是有所不同的。而在看到了这种差异后，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为什么20世纪末的外国环境史研究者们，会通过重读年鉴学派的著作而认定年鉴学派是环境史研究的先驱。法国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互相渗透大概是导致这一印象的原因。确实，法国的历史学很关注“境地”的问题。但是，将关于“地”的研究和关于“人”的研究割裂开来，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环境史”研究的，因为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史，必须同时包括人和境地这两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吕西安·费弗尔可能做过一些有关环境史的先驱性的研究，然而这种研究后继乏人。在我看来，认为法国在80年代之前就有了真正的环境史的看法是很荒谬的，因为真正的环境史摈弃那种让人外在于自然界的观念模式，承认人和生物圈、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是一个统一体①。从这个观点出发，环境史研究就既要考虑到自然境地的各种局限(长期以来，法国历史学家已经这样做了——至少是部分地)，也要考虑到人的活动对环境带来扰乱甚至破坏(这一点则基本上被法国历史学家忽略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60年代或70年代的研究者们在当时就能预料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毕竟环境危机在70年代才刚刚开始凸显，而历史学家一般都只能关注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问题。只有随着70年代环境主义意识的觉醒，以及在产生了各种生态学观念乃至政治生态学之后，那些涉及全球生态环境的历史学问题才有可能出现在学术前沿。现在看来，北欧诸国比东欧或南欧诸国显然具有更深刻更成熟的环境意识(原因尚待研究)，而这种年代上的差距自然会在各国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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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瓦尔特(F．Walte)在他的“环境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Une histoire de l’environnement，pourquoi faire?”，载《自然境地，社会空间》(Milieux naturel，espaces sociaux)，这是一份提交给R．德洛尔的研究报告，(索邦出版社，巴黎，1997年)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更详尽的讨论。
二 法国式的环境史研究
从80年代开始，法国的历史学开始发生变化，但这变化进行得很缓慢。在整体的欧洲历史已初现端倪的时候②，对于自己的邻国人极为关注的那些问题和争论，我们法国人好像多多少少有些超然物外。甭说和这时已经出了许多优秀的环境史著作的美国史学界③相比肩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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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除了我在下面就要谈到的德洛尔和瓦尔特的《欧洲环境史》(Hostoire de l’environnement europ@en)之外，还可以举出这样一些体现了研究整体欧洲环境史的初步尝试的著作，如布林贝克姆(P． Brimbelcome)和普菲斯特(Ch．Pfister)编：《沉默的倒记时：欧洲环境史论集》(The Silent Countdown，Essays in European Environmental History)，柏林，1990年；肖特(D．Schott)：《欧洲的能源与城市：从前工业时代的“木柴匱乏”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Energie und Stadt in Europa， von der vorindustrielle"Holznot"bis zur Olkrise der 1970er Jahre)，斯图加特，施泰纳，19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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