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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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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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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生产力又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地理环境”[28]。更重要的是他又提出了一个补充意见，即：“包围着人的自然本身给了人以发展他的生产力的第一个可能”，“第一个推动力”或“原始推动力”。在此之后，即社会关系产生后，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结果，生产力是原因，但是结果本身又变成原因；生产关系又 变成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来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影响，造成了一个社会运动，这个社会运动有它自己的逻辑和它自己独立于自然环境的规律。”“自然环境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能为力的事，只是由助成生产力的发展来促进这个运动。”“人为的环境是非常有力地改变着自然对社会的人的影响的。”“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从直接的变成间接的了。地理环境经过社会环境影响于人。”[29]
但是，人类之成为人类，就是因为他是通过劳动及使用和制造工具来支配自然界，从而同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的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类作为动物固然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从一开始人的自身就是“作为以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30]，而且从一开始就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来从事劳动和生产的(普列汉诺夫对此有许多正确的论述)。古猿怎样演化成为人的问题，今天还不能说是完全解决了，还需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等继续探索。但是，不论变化着的自然条件在人类的形成上起了多大作用，不论人类形成的时期对自然界的依赖是何等大，对自然界的支配能力是何等的薄弱，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是何等的原始，也不论人类的形成要经过多少漫长的岁月和中间过渡阶段，但终究不能认为存在着完全受自然界支配的人类，存在着没有生产关系或社会组织的“原始生产力”。如前所述，自然环境既然始终作为生产资料的物质材料而对生产力起作用，通过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间接地起作用，而且始终也对生产力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方面起作用，那么，那种把人类早期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起直接的决定作用，后来通过生产力对社会环境的影响而间接地起作用的说法不免是不正确和混乱的了。因此，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的这个补充是错误的，而且同他许多正确的论述是相矛盾的。
普列汉诺夫还有一个提法：“只因为地理环境的某些特殊属性的荫赐，我们的人类的祖先才能提高到转化为tool m aking anim als (制造工具的动物)所必要的智慧发展的高度。和这完全同样地，也只有地理环境能够给这个新的‘制造工具’的能力以使用和改造的余裕。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的‘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应该看做是不变量，而使用这个能力的周围的外间条件——看做是经常变动的量。”[31]普列汉诺夫认为，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人们改造自然或制造工具的能力是一个确定的量，这个能力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则决定于周围的自然条件。这里，还是夸大了自然条件的作用，而把人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置于一种完全受动的地位。实际上，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不能说一方不变一方可变。而这种关系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即总的趋势是人类对自然支配的能力越来越大，自然条件则随人的支配自然能力的扩大而越来越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人的改造自然或制造工具的能力则在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中或生产过程中居于主导的地位。因此，在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尽管发表了不少正确的意见，但也有错误和自相矛盾之处，并没有摆脱“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束缚。
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否定了地理环境决定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错误观点，这是正确的。但是对地理环境何以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的分析，却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第一，他谈到社会生产力时只提到两个要素，即生产工具和人，而把劳动对象排除在生产力要素之外，这就不免贬低了地理环境对生产力性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二，由于把地理环境基本上排除在生产力要素之外，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就只能基本上是外部的而非内部的了。而地理环境也就只能从量和时间方面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至于地理环境从质的方面，即对生产力性质、社会特点等方面的影响则完全不在考虑之列。第三，断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因此地理环境不能是社会发展的决定的原因。这里，斯大林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把地理环境当成了几乎是绝对静止的因素(这和普列汉诺夫的论点正好相反)，完全忽视了地理环境自身的某些变化对社会发展仍然可能起着或大或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完全忽视了地理环境在人的作用下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反过来又会对社会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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