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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时间:2009-7-24 13:50:15  来源:不详
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5]生产从目的上看,是改造自然以适合人的需要;从途径和手段上看,要经过人的劳动,劳动工具要经过劳动加工自不待言,劳动条件一般也需要经过劳动加工,才能成为劳动条件,例如场地的平整、道路的修建、航道的整治,乃至经过人工设计安排的采光、通风等等。在劳动对象中,经劳动加工过的劳动对象不必说了,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只要参加生产过程,实际上也打上了劳动的印记。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要作为劳动对象,首先要被人们发现,其次需要认识其用途,然后还需要有这样的经验,即人们的劳动技术能够改变其物质形态。其中天然的非生物性物质,要经过劳动者的考察勘探,而生物则需经过调查、采集、驯化、育种,才能成为社会的劳动对象。因此,作为生产力要素的自然物质,几乎无一不是经过各种途径,用各种方式或多或少地经过劳动,才能成为生产力要素。最后,生产力诸因素只有结合起来才形成生产力,而这种结合只有经过人的劳动,或在劳动过程中才能达到。因此,生产力的决定因素不是自然条件。

但是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化。在局部地区和一段时间里,自然条件有时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自然条件的作用是在各种因素的复杂关系中显现出来的。一旦有关的因素及其关系发生变化,原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可能变为不起决定作用,而原先非决定性的因素可能成为决定性的。自然的灾难如此,自然的恩赐也是如此。庞贝城的毁灭,是永恒的;唐山市的毁灭,却是暂时的。居住在富饶的磷矿之上的南太平洋瑙鲁岛的居民,以往生活经年累月没有多少变化,但是到了现代,由于磷矿的开发竟使它成了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磷矿即将开采完毕,这个岛国的前途还待居民自己努力奋斗。中东那些盛产石油的国家的命运也是这样。

至于地理环境对生产以外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同样也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因素。地形平缓,交通便利固然是中国统一集权封建国家形成的一个有利条件,但类似的地形却并没有使中世纪的西欧成为统一国家。地形和气候固然有助于蒙古高原民族和南方汉族的交往和斗争,但主要的推动力量还是来自经济的以及民族的、政治的乃至社会心理的因素。地理环境促成了语言的区划,但并不能解释语言之何以形成。希腊的自然条件固然通过材料和结构影响了建筑的艺术风格,但它们只有依附于并融合于像神殿这样的宗教的社会的功能中才能得到表现。同样,地理环境也无法解释中国山水画何以到唐宋以后才兴起,又何以从早期的模写真实自然转变为元以后讲求神韵的文人画。

历史上不少学者在探讨社会发展的原因时,把注意力集中到地理环境上,从古希腊的希波革拉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中国的司马迁,到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英国社会学家巴克尔、俄国地理学家梅尼奇科夫以及中国的梁启超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历史发展的进程可以用整个地理环境或其中的某些因素(气候、地理位置等)的作用来说明。他们的论述不乏精辟的观点,并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和历史的进步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

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地理环境作用问题的论述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普列汉诺夫和斯大林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反复地阐明,过去人们往往错误地局限在探究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在心理或生理方面对人的影响,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界对生产力状况,并通过生产力状况而对人类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他正确地说明了地理环境主要是从生产资料方面影响了生产力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和自然交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普列汉诺夫把地理环境的作用问题放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是他的重要贡献。

但是,普列汉诺夫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就是他把地理环境当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以致形成了一个公式:地理环境决定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其他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普列汉诺夫之所以出现这个错误,是由于他认为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生产资料是决定性的,而忽视了人和劳动的作用。他说:“人是从周围的自然环境中取得材料,来制造用来与自然斗争的人工器官。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生产资料则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正如一个军队的武装决定它的整个编制和它的组成员的相互关系一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则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决定着整个社会结构。自然环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社会环境的性质。”[26] 

普列汉诺夫虽然反复宣传地理环境最终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观点,但他似乎也感到未免绝对,因此有时对之加上一点限制。 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的特点[27],“生产关系是在特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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