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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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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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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的政权统治之下，固然最根本的因素是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农业和地主经济，但是比较平缓而开阔的地形，便利的水陆交通，确也是统一集权的政府行使权力的有利条件。秦始皇开始在全国修驰道，大大便利了中央和各地的联系及军队的调动。秦汉特别是隋唐以后的驿传制度，更是对统一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全国起了重要作用。西汉赵充国在金城(今甘肃永靖一带)向长安的中央政府请示，函件往返二千多里，七天就得到回报。如果没有严密的高效率的驿传制度，是难于做到的。秦汉以后的水运，特别是隋唐以后的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便利了南北联系特别是南方粮食物资的北运，从而把位于北方的全国政治军事重心与南方的经济重心连结起来，使统一集权的中央政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物质基础。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和有些起义坚持时间之长，都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当然要从中国封建生产关系，要从地主阶级及其政权对农民的剥削压迫的特点及其残酷性中去找。但形成中国农民斗争的这些特点，不能不说同中国是个大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密切，交通便利而发展又具有不平衡性有关。正因为中国经常处于统一状态下，由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所统治，所以阶级矛盾的激化常带有全国性、普遍性。或者是全国普遍爆发起义，或者是一地区的起义迅速触发其他地区的起义，汇集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农民战争。也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封建统治力量不平衡，因此农民起义可以是此伏彼起，绵延不断，或者是采取长期游动作战的形式，避实就虚，积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时，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直到向封建中央政权发动全面的进攻，取得推翻旧王朝的胜利。另外，也由于中国是个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封建统治力量不平衡，各地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地形也复杂多变，因此，往往可以形成一个地区的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与封建政权对峙的局面，有时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东汉末年汉中的张鲁政权坚持了近30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与北京的清政权对峙了11年。
民族关系和民族斗争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中国由于地理环境不同，长城一线大体上成为农区与牧区的分界线。在此以北的广大草原地区宜于大规模的游牧，从而适应于大规模的民族活动与迁徙。农区与牧区之间没有巨大的自然障碍，而且还有像河套这样的宜农宜牧的中间地带，既有利于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汉族的交往，也便于当北方游牧民族占据这块地方时，吸收汉族先进经济文化，迅速壮大力量继续南下。如果汉族占领这块地方，也可以此作为基地继续北进。在古代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地理环境不能不说有相当的影响。有的同志更进一步提出，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寒冷时期，其最低温度大体在公元前一千年、公元四百年、一千二百年和一千七百年。这时年平均温度要降低一到二摄氏度，即等温线要向南推移二百到三百公里，即从长城一线推到黄河以北。这一趋势是从东向西发展。另外，4至6世纪和11至13世纪也正是亚洲的干燥期。这些自然条件的变化正好同中国古代历史上几次北方民族的南下与西迁——即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西周后期与春秋，公元四百年的“五胡乱华”，公元一千二百年左右的契丹、女真和蒙古，公元一千七百年左右的清入关——相吻合。这一现象似乎不能当成纯属巧合。[20]
又像语言的分界线，常常沿着大的自然障碍，如高山、沙漠、森林、沼泽和大河延伸。恩格斯说过：“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末，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21]我国福建多独流入海的河流。古代福建是以这些河流及其两岸的河谷平地作为交通孔道的，各条河流的流域也往往形成一个个经济区。而现代福建汉语方言的次方言区大致与这些河流形成的区域相重合，像闽东方言区对应于交溪和闽江中下游，闽南方言对应于晋江、九龙江流域等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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