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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琐谈（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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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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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把各自的《本纪》、《列传》（包括《世家》）与《表》、《志》（或诸《书》）并读。
这是因为，二书的《本纪》、《列传》与《表》、《志》体例各异，主体不同。其中《本纪》以帝王为主体，《世家》以封国为主体，二者的记述都近于流水帐式；《列传》则以人物为主体，按其经历、事迹和言论的先后顺序记述，间亦涉及当时的重大事件、政策法令及典章制度；《表》以年代先后为序记载大事；《志》或《书》，则以记述典章制度的内容为核心。因此，同一制度、事件、人物和其他情况，往往被分割于若干《本纪》或《列传》中，脉络不清，原委不明；《表》虽有系年，却孤立存在，被割断了与同时事物的联系；《志》则有内容而年代往往不详。因此，如能把二者比较阅读，同时检索，互相参考，则上述各自的缺点均可克服。读其他诸史亦然。
其四，阅读十七史时，应与《资治通鉴》比照阅读。
所谓十七史，即指前四史加上《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及《新五代史》而言，《南史》、《北史》未单独计入，这就是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所说的“十七史者，上起《史记》，下迄《五代史》，宋时尝汇而刻之者也”。十七史所反映的时代，恰与《资治通鉴》所记述的时代重合（《史记》的前半部分除外），给二者的比照阅读提供了可能。再说，十七史都是断代史（《史记》除外），断代与断代之间既多重复记述，又衔接不甚明白。特别是它们都缺乏事件、人物等的详细系年，有许多事件和典章制度的实行年代不清楚。而《资治通鉴》是以编年体的通史形式出现的，诸断代史的一些缺点，恰恰都在它这里得到了克服。尽管《资治通鉴》的史料，不具有原始性（个别不见于正史的材料除外），它对有些史料的综合、删节，也有失当之处，有些系年，也未必准确，但是，它把同年发生的事件分割于诸正史的《本纪》、《列传》和《表》、《志》中的毛病克服了；它对诸正史中的许多时间不明的史实，都分别系于固定的年月。这两点，为我们阅读正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资治通鉴》的史料，也有超出正史的部分。一般说来，先秦、秦汉时期超出正史者不甚多；魏晋南北朝时期，超出正史者有所增加；隋唐和五代时期，超出正史者为数不少。它的超出正史的史料，多来源于北宋时尚能看到的上述各时期的私家著述，而这些书籍今天多已荡然无存。因此，《资治通鉴》超出正史的这部分史料，就成了具有宝贵价值的原始资料，可以用之于补诸正史之缺漏。例如东魏时，高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这段话，不见于北朝的《魏书》、《北齐书》、《周书》及《北史》，也不见于当时人的其他著作，仅见于《资治通鉴》卷157 《梁记》武帝大同三年条，它反映了高欢如何制造民族矛盾、汉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华、夷各族在生产与军务上的区分等情况，十分宝贵。同样的例证，还有不少。可见《资治通鉴》确有补充正史原始材料的重大作用。《资治通鉴》的这个作用，比它前面的两个作用还要大得多。凡遇《资治通鉴》中的超出正史的史料，我们可以同引用正史一样引用它。以上所述《资治通鉴》的三大作用，都只有在把它同十七史比较阅读时才能实现。没有这种比照阅读，试问将怎样发现它的史料何者为正史所有和何者为正史所无呢？
其五，阅读《三国志》与《晋书》，应与它们各自的注结合阅读。
《三国志》本身，系晋人陈寿所写，因上距三国时代甚近，材料原始可靠。而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又以许多早于、同时或稍晚于《三国志》的史书中的材料给该书作注，有的说裴注引书一百几十种，有的说引书二百多种，统计虽有出入，但裴注引书之多确是事实。由于裴松之的注，不同于纯粹注释性注疏，而是采用的以其他史书的不同记载去补充《三国志》的作法，从而保存了大量的不同于《三国志》原文的原始材料，有助于我们发现差异、辨明正误、考订史料和探索某些事件与制度的原委。加上裴注所引诸书，大都已经散佚，于是裴注的史料价值更因此而大增，甚至它的价值可以与《三国志》本身比美，有的还超过之。在这样的情况下，读《三国志》时，对于裴注不仅不应忽视，甚至要更为珍重。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把二者比照阅读方有可能。好在通行的《三国志》本子，都是把《三国志》正文与裴注合在一起的，这就便利了我们同时阅读。
至于现在流传的《晋书》，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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