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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进化阶段论”在民族史研究中的几点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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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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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民族所同化。因此，称少数民族汉化为封建化，就意味着汉化是少数民族的必由之路，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值得澄清的是：第一，汉族社会是否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第二，汉化的性质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是指西欧中世纪以封建领地为特征的典型社会形态。而中国古代，除了西周有封邦建国的典型形态以外，秦汉以后不再有实质上的封建形态。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皇帝对土地拥有绝对的所有权。而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义的其他社会形态的一些因素，又长期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中。比如所谓奴隶社会的一些因素，一直贯穿中国社会诸历史阶段，家奴制度就一直延续到清朝。所谓资本主义因素，如傭工，也一直贯穿中国历史。我们很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段进化理论，干净利落地划分出中国历史的进化阶段来。一旦人们要把中国社会套入马克思主义的进化阶段框架，问题就纠缠不清了。这就是为什么学术界的“分期问题”迄今纷争不息的原因之一。既然我们连汉族的社会阶段进化和各个社会阶段的定性都尚未形成定论，封建社会到底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也还没弄清楚，说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封建化，就是极不准确，极不科学的。
再谈汉化的标准是什么。汉化的发生有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不单涉及社会的进步与落后。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汉族被少数民族同化的实例。若单以进步和落后去解释，就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 要弄清楚“汉化”的定义，首先必须弄清楚“同化”倒底是什么。 “同化”（assimilation）在西方学术界，一直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术语。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影响人们对“同化”一词的各种因素中，政治所起的作用是最大的。西方学者对政治正确（politically right）非常敏感，生怕一不小心，就染上了“文化沙文主义”的颜色。这种小心和谨慎可能太过，但却是我们应该借鉴的。 在为同化下定义的时候，应该本着学术中立的原则，只谈文化的作用，而少谈文化的高下。美国学者斯坦力 。 列伯森（Stanley Lieberson）是这样为同化下定义的：
一个被同化的民族在操作意义上定义为：具有相同外来血统的一群人对他们原来文化的知识不再可能比对他们所移入的大群体或者民族行为的知识更好地被用作预期和估计他们重要社会特征的指标。（Lieberson， Stanley， Ethnic Patterns In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10）
这是斯坦力 。 列伯森在研究美国城市中各民族个种族关系时，为同化所下的定义。他说的标准就是判断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是否被同化，要看人们在预期或估计他们社会行为的时候，他们对旧文化的知识更起作用，还是对新融入社会的知识更起作用。如果是后者，那他／他们就被同化了，如果是前者，那就尚未被同化。这个定义很中性，只说了文化特征的改变，而没有涉及文化的高下。但他所说，还只是完成同化的临界点状态。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实体，它牵涉人类共同体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
从外部鸟瞰一下文化，它具有多方面的表象。很明显，若把这些多方面的表象的总为一体，那么，文化包括了工具及其使用者的全部产品。亦即，包括了人类的思想与手工作品，信仰和习俗。无论我们研究一个很简单或者很原始的文化，还是研究一个极其复杂和发达的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个庞然大物。它一部分是人性的，一部分是精神的。只有通过它，人们方能妥善地处理所面临的具体的细节的问题。（《科学的文化论》，第36页）
人类共同体的文化既然包括了这么丰富的内容，就得拟出很多具体的指标，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各个方面，都要考虑进去，不可能仅仅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发展阶段就把汉化说尽。就比如语言，饮食习惯，婚姻习俗，衣着等方面的同化，怎么能跟社会阶段扯到一起？何况，同化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是一个时间很长的过程，正如美国学者密尔顿 。 英格尔（Milton Yinger ）所说：
同化是一个界限退减的过程。它会发生在两个以上社团，族群，或者较小社会组织成员聚居的时候。它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属性。（Ethnic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第39页）
既然是变量，我们就需要努力追究同化发生的全过程，并对不同的时间段（注意：不是社会阶段）作细致的定量分析。这也是社会阶段进化论那种大框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至于引起同化的因素中，文化本身的魅力的确很重要。但是，文化的魅力有时侯并不由“进步”或“落后”来决定。任何一种文化在理论上都有足够大的魅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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