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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左”的教条主义影响，谁要谈论人性，就可能被戴上“资产阶级人性论者”的帽子，使人性的研究成了禁区。这样一来，什么是人性的问题就长期得不到正常的讨论，更说不上科学界定了。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的同时，就对人性提出了科学的界说。首先，他认为有意识的劳动，就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类特性”。他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劳动这种生命活动”就是人类特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正是劳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4](p46,67)简言之，“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吃、喝、住、穿；要吃、喝、住、穿，就必然要从事劳动生产”，这是一切时代的人类的共同本性。我们可称之为第一层次的人性。其次，由劳动生产这一共同的第一层次人性产生出不同时代各不相同的第二层次的人性。这是因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本身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5](p494)。这第二层次的人性与第一层次的人性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们随着不同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4](p67～68)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56)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4](p124)第二层次人性包括“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等内容，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以新的力量为基础的“新的观念”，而“新的观念”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人们判断万事万物的是非善恶、利弊得失的标准，它来源于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人们怎样生产和生活，就会有怎样的价值标准。
概括地说，唯物史观把有意识的劳动(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劳动)视为最基本的、第一层次的人类本性，把随着劳动生产能力的发展和与之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而导致人类产生出以新的价值观为核心标准的新的品质，视为在第一层次人性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第二层次的人性。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把人性归结为趋利避害之类的抽象人性论错在哪里了：如果把它视为趋利避害之类的本能，就无法把人类本性同其他动物、植物的特性区别开来，也无法解释人类的进化发展与其他动植物为何极不相同；如果把趋利避害视为有意识的价值取向，那就只能是属于唯物史观揭示的第二层次的人性，那就只是从劳动生产这第一层次的人性派生出来的属性，因此也就不可能是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首要因素”或“中心环节”。
正因为抽象人性论者没有找准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首要因素”或“中心环节”，他们也就不可能达到察同察异求规律的目标。
唯物史观正是因为找到了劳动生产这一最基本的人类特性，把它视为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首要因素”或“中心环节”，或“终极原因”，从而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性的普遍规律，那就是，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吃、喝、住、穿；要吃、喝、住、穿，就必然要从事劳动生产；人类世世代代从事劳动生产，就必然要在不断改善生存的客观条件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素质；从而也就必然要促进人性越来越多地脱离动物的野蛮性，具有越来越多的文明性；从而也就必然要推动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这就是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普遍规律。恩格斯把唯物史观界定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6](p258)，是十分贴切的。
正因为唯物史观找到了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真正的“首要因素”或“中心环节”，或“终极原因”，我们才能在它的指引下，在历史比较研究中达到家同察异求规律的目标。
例如：
任何人类社会(M)，其历史发展进程取决于劳动者物质生产能力的发展水平(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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