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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周代国野制度研究》在推进这一突破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们从各自独立的研究中发现，殷周时期的“众人”、“农夫”等等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而是在氏族组织中从事集体劳动的氏族成员，但那氏族已不是原始社会的氏族，已经是文明时代的社会组织。这样他们就证明了中国古史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希腊、罗马的道路，但也是有规律的道路：他们从中华先民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生产能力的发展水平，证明了中国必然采取不同于希腊、罗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这种必然性也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的具体展现。[2](pl7l～189)
这就启发人们去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规律”和“普遍规律”?什么是“普遍”与“特殊”、“典型”与“非典型”。人们往往按照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把“规律(law)”等同于反复出现的“常规性”或“规则性”，也就是regularity，再进而把“常规性”与“常见性”、“相似性”、“典型性”等概念联系起来，于是就把“不常见”、“不相似”的现象视为“规律”之外的“特殊的”、“非典型的”、“变异的”现象。科学哲学的研究证明，按这样的规律观认定的规律都只能是仅仅具有或然性的“经验规律”，也就是孔德(August Comte，1798～1857)和密尔所说的“共存规律(Laws of coexistence)”和“更迭规律(Laws of succession)”。①所谓“共存规律”，指的是某一组“典型特征”、共存现象在不同时空多次出现的“规律”；“更迭规律”指的是具有不同的“典型特征”的形态(例如，奴隶制和封建制)在不同时空似乎总是前后相继地出现的“规律”。由于“共存规律”和“更迭规律”都是运用“密尔五法”那样的归纳方法归纳出来的“经验规律”，所以只是在观察者视野所及的范围内具有一定程度的适用性，但不可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那些“共存”现象
或“相继”现象并不一定在任何时空都必然出现，因为那些“规律”本身并不是因果必然性的规律，只是从经验观察中归纳出来的或然性规律，因而并不具有普遍的必然性，只具有或然性。不幸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误把那些经验归纳性的“典型特征共存规律”(如奴隶制或封建制的若干项“典型特征共存”的规律)和“更迭规律”(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相继更迭规律”)当做“普遍规律”，导致在“察同察异求规律”的漫长岁月中陷入“又像又不像”的陷阱，而众多的读者对那些“又像又不像”的“共存规律”和“更迭规律”越来越失去信任，以致最后不相信人类历史有任何规律可寻。这是多么沉重的代价!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察同察异求规律”的目标呢?其实约翰·密尔已经点出了关键所在，那就是如他所说，需要“在社会的人的复杂存在中”找到一种“因素”，它“在其他一切因素中作为社会运动的主要作用因素而居于首要地位……那时，我们就能把那一要素的进步视为中心环节，所有其他方面的相应的进步环节都依随于该因素的每一个前后相继的环节，事实的前后系列就会按那一因素而纳入一种自然的规则，而且比从其他任何单纯的经验观察过程所获得的规则都远为接近于实际的规则”。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密尔认为在社会历史研究中必须在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多种因素中找出起主要作用的“首要因素”或“中心环节”，这一认识是非常正确的。他所说的“首要因素”或“中心环节”，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终极原因”或“终极事实”。问题在于，究竟把什么因素当做那个“首要因素”或“中心环节”。密尔认为那就是他所推崇的孔德已经找到的那个“人的本性的规律”。他说：“在新的历史学派中，只有孔德先生看到了把我们从历史中做出的一切归纳同人的本性的规律进行那种联系的必要性。”那么，“人的本性的规律”又是什么呢?以下似乎可以算是他的一个回答：“历史的证据和人性的证据结合起来，通过明显的相互一致的实例，显示出确有一种社会因素，在社会进步诸因素中居于突出的、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是人类推理能力的状态，包括他们在涉及他们自己和环绕他们的世界发生利害关系时必然会产生的信念的性质。”简言之，在密尔以及孔德看来，所谓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原则支配其推理和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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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在以前的一些文章中(如《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第二章)把laws of Succession译为“序列规律”，看来不如译为“更迭规律”更确切。
特性，或者再简明点说，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
实际上，不仅孔德、密尔持这种观点，几乎所有主张人性、理性决定论的论者都认为，趋利避害之类的人性既是决定个人思维方式和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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