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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气候研究的几点思考——以《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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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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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割完毕，旁边的田可能还在泛青。在这种情况下，满文极力推导，也只能得出3、4天的差别，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满文中曾举宋神宗时的观稻时间作为水稻完熟期的标志，其中1074年为lO月4日，1083为11月20日，前后相差47天，而总的平均时间为10月31日，差距亦达到27天之多，我们能就此断定短短几年间气候波动如此剧烈吗?
满志敏先生在“讨论人类活动对生物分布影响的基本模式”时，曾“假定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无地形和土壤的差异，湿润程度满足生物的生态需要，不构成对生物分布的影响，而温度由南向北递减，是影响南方型生物向北扩展的唯一因素”①。但这毕竟只是“假定”，实际情况显然不可能这样理想。所以在宋代气候研究的可靠性方面，冰雪记载理应大于动植物生存界限，而作者反以动植物分布界限为据，却将冰雪记载置于次要地位，考虑较少。
其次，将一年的温度仅仅局限在冬季，甚至以冬季的情况来代替全年的情况，是现在很多古气候研究的通病，这样做显然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有很多冬季偏暖但春季或秋季偏冷的年份，全年温度就无法以冬季来代表。我们看到，在1875—1880年期间，北京地区l、2、12月的月平均温度分别是－5．8℃、－1．9℃、－3．4℃，年均温度是11．8℃；而在1954—1964年期间，北京地区l、2、12月的月平均温度分别是－4．2℃、－1．8C、－2．4℃，整个冬季的平均温度已上升了o．9℃，但年平均温度仍是11．8℃②，可见，以冬季温度代替全年温度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合适的。王绍武先生早就指出：“另一个问题是未指出季节，由于所用史料大部份是冬季，或至多是冬半年的记载，所以很难说能代表全年”③。“过去根据史料研究气候变化时，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冬季，但实际上各季的变化却并不一定一致”④。
宋代气温正处于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混沌”状态，冬暖春夏寒的情况就出现得更多．如“(庆元)六年(1200年)，冬燠无雪，桃李华，蛰虫不藏……(嘉定)六年(1213年)冬燠，无冰有雷，昆虫不蛰”⑤可算是比较明显的暖冬了，但同时，“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五月，亡暑，气如凛秋；嘉定六年(1213年)六月，亡暑，夜寒，与京房‘当燠而寒’同占”⑥。《宋史》卷62《五行志》则称：“(庆元)六年二月乙酉，雪。五月，亡暑，气凛如秋。”“(嘉定)六年二月丁亥。雪。六月，亡暑，夜寒”。可见1200，1213年的春天和夏天温度都较低。满文多次将“暖冬”间接等同于全年温暖，并且基本未对春、夏、秋三季作任何关注，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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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满志敏：《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几个基本原理》，《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l期。
③ 王绍武等：《1470年以来我国华东四季与年平均气温变化的研究》，《气象学报》1990年第l期。
④ 王绍武：《公元1380年以来我国华北气温序列的重建》，《中国科学》B辑1990年第5期。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中华书局，1986年。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中华书局，1986年．
二关于史料的解读
“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虽难以为所有史学工作者认同，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对古代气候的研究也不例外。如果对材料的理解发生错误，即使理论如何科学，其结论也难以让人信服，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大厦。所以对史料的理解极其重要，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略举满文几例如下：
而此月范祖禹因“冬暖，洛水不冰”，而得以乘漕司官船，从洛阳以水路赴开封……暖冬现象亦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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