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本人虽然认为不应称中国为半殖民地，而应叫次殖民地，实际上不过是在接受列宁观点的前提下有所变通而已。自称“始终是跟着总理孙先生三民主义”走的汪精卫，直到1927年4月5日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还在使用“殖民地半殖民地”概念。故当时有人曾说：“中山主义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世界的中山主义”。

在国民党与莫斯科政治合作的背景下，双方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对立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三民主义所包含的反对阶级斗争的意涵，《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所明确写明的“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条文，虽然也曾引起莫斯科的注意乃至警觉，总体上却被乐观情绪及“革命阶段论”冲消了iii。

托洛茨基及其中国信徒，同样承认中国是半殖民地。托洛茨基甚至说，与俄国1905年相比，中国革命的第一特点就是其半殖民地地位。他并说：“中国半殖民地的情形，就是它的经济落后。”中国托派分子严灵峰则说：“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实权大部操诸外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手。”任曙说：“因为中国是半殖民的国家，其前途将愈益殖民地化。”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人士，观点更加明确。早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就明确指出中国是“国际资产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同年，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开始运用半殖民地概念，尔后大量使用iv。1923年6月，三大有关决议继续使用“半殖民地的中国”概念，同时也使用“国际殖民地”的提法。转年5月18日，萧楚女使用了“被压在国际帝国主义之下的半殖民地”的讲法，尔后多次提到“半殖民地”v。7月1日，李大钊讲到“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vi。12月27日，罗亦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使用了“半殖民地的中国”的讲法。1925年后，半殖民地概念在中共文献中持续出现。

但是，如何理解“半封建”，情况就复杂了。以中共系统的文献为例。《邓中夏文集》所收1924年3月22日发表的《论劳动运动》，已经使用“中国现在尚是半殖民地”的讲法，其后文章更是一再使用，但“半封建”一词始终没有出现vii。而提到半封建的文献，时常表现出某种不确定性。如1923年《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使用“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一词，但针对的是“日本政治”。1924年5月，中共扩大执委会所作《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说：“中国享有土地及使用土地的制度在经济上有一种半封建半宗法的阶级关系。”所言为阶级关系。1925年1月四大所作《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中有“立足半封建半资产阶级观念上的贵族妇女运动在中国开始得最早”的讲法，针对的是妇女运动。直到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的政治报告，将军阀、买办（中国资本主义之开创者）、官僚、新旧士绅（含大学教授、外国博士）均归入“半封建势力”，半封建一词之使用频率始渐增多，但依然缺乏清晰性。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共文献在讲“封建”性时，还强调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这尤其能反映人们认识上的模糊。如1921年7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开篇即说：“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大商埠的状态，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展的状态是没有分别的，新式的生产制度一天一天的把旧的生产方法毁灭。”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说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而7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虽然说中国“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却又说：“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二大《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在讲“现在世界的大势”段落中又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达到一种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已能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反对封建制度的军阀了。”1923年6月，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中说，中国旧时的宗法社会，因为受帝国主义侵略，已开始崩坏，“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稍为有一点发展”。这些论述明显掺杂着一些后来托派观点的因素。

1927年10月23日，鲍罗廷在莫斯科作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曾经谈到二十年代前期莫斯科对中国的认知状况以及中共的理论水平。他说，1923年时，联共对中国的事情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也“没有关于中国的任何像样儿点的书籍”；中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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