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虽然在1926年的中共文献中已经出现，但它显然还没有“进行充分的理论上的论证”，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概念。整体看，全党的认识还相当模糊。

所以，1927年5月3日，就在罗易报告的头一天，维经斯基在中共五上说，资产阶级在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半殖民地国家中的作用问题，“还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中国革命在这方面“会给马克思主义作出很大贡献”。而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到井田制，说中国农民同时受“资本主义以前的（即封建制度式的）”和“资本主义式的”两种剥削。8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说中国是“封建制度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同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说中国是“马克思列宁所称为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制度”。转年2月，罗明纳兹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中也提到，中国社会具有资本主义前的、半封建的、“亚细亚式的隔阂”。这些结论，都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封建性的结果。

中共自觉地对中国社会性质予以论证，乃始于六大。其最直接的动因，就是莫斯科的理论大交锋。

托派思想对中国党的影响非常严重。当时，一些并未沦为托派的中共领导，也或多或少地同情乃至具有托派观点xviii。正如周恩来所说，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六大时“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

莫斯科对中共六大的召开作了精心准备。在斯大林、布哈林亲自过问下，1928年4月，瓦尔加为中共纲领草案起草了初稿，集中阐述中国的社会性质。瓦尔加的初稿写成后，又呈送斯大林、布哈林、米夫审阅。稿中有一段高度概括的话：“中国正经历由建立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并含有强大封建主义因素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经过不完备的半殖民资本主义阶段，向工农民主革命专政革命转变的时期，工农民主革命专政在中国是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必要的初始阶段。”还有一节专谈“中国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说“在帝国主义入侵以前，中国社会保留着自己的前资本主义半封建性质”，等等。瓦尔加是一位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学者型革命家，稿子带有个人色彩。他虽然提到中国的“前资本主义半封建性质”和“外国资本”及“半殖民地”特点，重点却在“前资本主义”，这距离斯大林的观点，反而愈加遥远了。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六大共通过十几项决议案，其中关于社会性质的论述虽在《政治决议案》中有所涉及，集中表述却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这些表述，源于莫斯科，但明显高于莫斯科。例如它说：“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等等，可谓要言不烦，一语中的。但是，六大并未统一全党思想，许多模糊乃至明显错误的认识依然存在。1929年8月，《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说：“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了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这“两个优势”并存的措词，是错误的。周恩来说过，六大决议对中国革命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六大也存在许多缺点。从实际效果看，六大决议的正确性，还有待于深入论证和确认xix。

五

六大决议标志着中共在社会性质问题上有了强烈的理论自觉。但是，六大后的中共高层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认真思考理论问题。其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工作，主要是由一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专业的学者进行的，史称“新思潮派”。

“新思潮派”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范围。广义的新思潮派，是指直接或间接受中共领导、按照中共的思想阐述中国社会史与社会性质的所有人士。狭义的新思潮派，则指在中共直接领导下参加社会性质论战的人士。狭义的新思潮派又分前后两期。前期代表人物为王学文、潘东周，主要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直接受李立三领导，并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社团组织形式出现。1930年9月，李立三因“立三路线”错误离开中央领导岗位，瞿秋白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新思潮派随即转入第二期，其代表人物为刘苏华、何干之。

新思潮派主要的论战对象，是中国托派（又称“动力派”），其次是以国民党改组派为背景的国民党学者（又称“新生命派”）。针对托派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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