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根据莫斯科的精神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于1929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当时中共领导人就社会性质所发表的最系统的言论。他上来便说“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然后使用了“资本主义前期的半封建的剥削”、“中国富农兼有半封建性”、“半封建的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兼有半封建半买办的剥削”等讲法，但没有作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括。

李立三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他的某些观点也曾受到新思潮派个别成员攻击。但总的来看，新思潮派正是以李立三的立场、观点为基础，逐步将研究引向深入。

何干之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说过，在中国思想界最先规定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的，是王学文与潘东周。王、潘二人在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前提下，确已大量使用“半封建”概念，从而使这两个语词具有了某种平衡性，但他们同样没有使用 “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合二为一的完整概念。

例如潘东周在《中国经济的性质》中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的半封建关系”的若干表现，文章第五小节的标题即是“半封建关系与资本主义的对比”，认为“在全国经济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关系仍然占着比较的优势。”在另一篇文章中，“半封建”一词的出现更是频繁。他把“半封建的经济形式”界定为“封建残余的经济形式”，但也提出：“就支配全国经济的力量说，资本主义实是已经占着了领导的地位，资本主义经济之主要的表现还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因为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这段话是潘东周的核心观点，也正是他心目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

王学文也频繁使用“半封建”一词。如说：中国的商品生产还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中国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与“封建的半封建的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关系最为密切，“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在中国有许多具体表现，地主对农民的劳动榨取“形成中国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的特征”，“中国主要的经济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中国经济的封建性“严密说来便是半封建性”，等等。

此外，向省吾在使用“半殖民地”的同时，也几次使用“半封建”，李一氓则使用了“半封建资产阶级”概念，伯虎更明确写道：“半封建的势力，封建的余孽，至今还统治着中国。”

新思潮派的侧重点各有不同，观点也不尽一致，但无不凸现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二柄。特别是王学文《中国经济的性质是甚么》一文，提出观察中国经济必须从“半封建性”与“半殖民地性”这“两个性质”入手，且须看到二者“有交互作用的关系存在”，实已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提到了呼之欲出的程度。

需要说明的是，瞿秋白1932年5月撰写《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曾经使用“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讲法，却未出版。而早在1929年，李达出版《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社会之基础知识》，使用了“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的讲法，但没有引起注意。1934年4月，吕振羽发表《中国经济之史发展阶段》，划定鸦片战争以后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李立三、瞿秋白（何史文）、张闻天（刘梦云）是直接介入论战的中共最高领导。

“半殖民地半封建”被概括为一个为社会所广泛认知的概念，新思潮派的反对者起了很大作用。论战中，新思潮派的观点被反对者一致批评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论”，客观上为这一概念的传播起了推广作用。

如陶希圣，至少两次明确表示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观点xx。托派的严灵峰则嘲讽：“中国的民粹派要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掩蔽自己的错误，现在已绝口不说‘封建制度’的中国了，现在是所谓‘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中国了。”意思是说，由“封建优势说”到“两半说”，中共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李季则提出，“半封建社会”就是仅剩有封建残余的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半封建社会“这个名词只能应用于秦汉以后和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胡秋原认为，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先资本主义社会”，或曰“次殖民地的封建社会”，或曰“半殖民地化的封建社会经济”xxi。基于此，他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一是有“语病”，二是“机械将两者分离，而不知对立物之统一”。上述批评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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