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时，“即便那些读过一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书籍的人，也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几年后，有人还说：“很多中国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理解只是一个字'列宁’。”为此，斯大林于1927年7月9日亲自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信，认为“需要用汉语撰写一批比较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这种书籍应该是有分量的，而不是由一些‘传单’拼凑而成的。”1926年7月26日，罗亦农甚至说，中共只有民族革命理论，虽比国民党强，“但没有马克思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点与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并成为大革命的基本理论依据，已经很不易了。这种已经确立基本点而细节上又很模糊的理论状态，在发育过程中，必然会引起争议。特别是当它在政治实践中遭遇巨大挫折时，争议更不可免。
三
围绕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议，源自国共合作的政策与实践。
国共合作政策由莫斯科于1923年正式提出，当时即遭到托洛茨基等人反对。到1926年，列宁和孙中山均已去世，国共合作出现危机的症状，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政治争斗日益白热化。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作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政治交锋的组成部分，先是在莫斯科展开。
交锋中，两派均以列宁所确立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架构为基点，然而却向不同方向倾斜。托派向“半殖民地”方向倾斜，直至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压倒一切。斯大林派则向“半封建”方向倾斜，直至认为封建关系在中国占优势。
由托派的观点向下引申，则中国既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基本矛盾自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因此，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可以实行党内形式的合作。非但不能合作，共产党还应该进行阶级斗争，推翻国民党，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国共两党非联合不可的话，也必须采取绝对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的方式，不然就会吃亏viii。托派的口号是：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
斯大林派则认为，既然中国是封建势力占优势，则其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因此，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几个（四个）阶级的联盟。所以，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成为联盟的成员。国共两党共同反帝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而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势力（军阀）密切关联，故反帝的同时要反封建，不存在“反资产阶级”的问题。基于这种认识，斯大林要求中共帮助国民党反帝，服从国民党的领导。
显然，争论的焦点不在“半殖民地”，而在如何估价中国的“封建”性。所谓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实际上是如何估价中国的封建性之战。
前文已言，托洛茨基并不否认中国是半殖民地。他由此而推演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经历了一个过程。1923年（这一年恰好也是托派形成的年份）国共开始合作时，托洛茨基还没有对中国革命形成系统看法ix。到1926年，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观点开始系统化、理论化x。
斯大林当然也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但在1926年以前，他对中国问题没有作过系统的理论思考。1926年前对中国革命作理论思考的是布哈林。布哈林观点的最大特征，就是强调中国的封建性。为突出封建性，布哈林虽然也使用半封建概念，却始终没有将中国社会定性为半封建社会。他的核心观点，在于认定中国是“封建残余”关系占优势，从而形成“封建残余优势说”。斯大林和布哈林所着力论证的，正是这种“封建残余优势说”。这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既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一致。
这样，争论便集中到了“封建”二字上。但是，托洛茨基也不否认中国存在封建势力或封建关系。他要质问布哈林的是，何以“残余”会占“优势”xi。为此，托洛茨基甚至也使用“半封建”概念，只是认定它绝对不占“优势”。
1927年7月2日，由托洛茨基起草完成的“反对派纲领”写道：“农奴及半农奴关系之在中国乡村中占很重要地位，并且在城市也是这样，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但是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中国无可争论的是有统治作用。”1928年6月，他更说过一段纲领性的话。他说：“封建与半封建的关系，无疑是强有力的”，但是，这种关系的实质却不是“封建”的（即农奴及一般资本主义以前的），而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统治”。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说到中国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领导的远景”。由这种观点出发，严灵峰也曾不含糊地表示说：“中国社会长时期是沉淀在半封建制度和商业资本长期侵蚀的进化过程之中。”在中国农村“可以发现许多封建和半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陈迹。”“我们不怕承认中国有封建和半封建的残余存在。”刘仁静（镜园）在肯定 “中国经济的特质是半殖民地经济”的同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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