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斯大林始终没有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尤其不幸的是，就在他演讲“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不久，传来了汪精卫背叛革命的消息。“国民党由一个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手挽手反对帝国主义的党，变成了一个同帝国主义串通一气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反对无产阶级的党。”国民党的领袖，无论“右翼”还是“左翼”，都成了“中国革命的敌人”。这一事变，当即成为托派分子吹捧托洛茨基“先知先觉”xiii的所谓重要依据。但是，斯大林认为，“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xiv。他最后总结自己的观点说，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封建残余和封建剥削制度是中国农村压迫的基本形式。”中国经济的特色，是“在封建的中世纪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依然保存的条件下，中国农村封建残余的统治和商人资本的存在相结合”。

1928年，斯大林布哈林的观点完全统一了莫斯科。这年2月25日通过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再次强调：“中国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的革命。”同月，罗明纳兹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中，也继续强调“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指出“中国资产阶级还未曾切断它与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前的、半封建的血缘关系”， “革命的目的是反对外国资本的压迫，消灭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中那些资本主义前的半封建关系的残余。” “资产阶级地主反动势力，力求在全中国巩固和保持旧的、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没落了的政治制度。” “资产阶级彻底地、毫无保留地支持地主经济和半封建的、亚细亚的土地关系。”这些论述，为后来的中共中央所扬弃，故延安时期的张如心认为，斯大林“首先明确规定了中国社会经济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

四

莫斯科大交锋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但是，无论托季联盟，还是斯大林、布哈林，都没有作出针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论断。论战中，斯大林采用许多不正当的手段，虽然有客观上的诸多理由，毕竟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表明托洛茨基一派就正确。正如吴黎平所说，托派“对于革命道路的观察非常抽象而简单”，也正如后世某些国外学者所说，如果共产党“在1922年和1923年选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联合，它可能干得更糟；如果它较早地为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会干得更好。”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大交锋又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最关键的环节。以此交锋为背景，以大革命失败为分水岭，中国国内不仅国共两党发生分裂，而且两党内部也发生分化与分裂。而中共承继了斯大林、布哈林的线路，将“封建残余优势说”逐步修正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说”。

五大之前，中共不存在托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也很模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斗，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自然而然地站在斯大林一边。1925年1月，中共四大作出《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议决案》，对托洛茨基提出警示xv。大革命的失败，将陈独秀等人推向托洛茨基，也引发了中共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系统思考。需要指出的是，比起任曙、严灵峰、王宜昌、李季这些托派理论家，陈独秀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非常少，态度也比较缓和xvi。

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在中共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时间，有学者指出，1926年上半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共旅俄支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已经提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xvii。笔者所发现最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字样，则是1926年9月23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中文周刊《国际评论》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原文为：“我们长久困居在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受尽帝国主义与其走狗――军阀的双重压迫。”《国际评论》是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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