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经，皆百人”。这些被赂送的木工、缝工和织工，都是官奴隶。《左传》隐公五年说：“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说明开发山林川泽和生产各种器用材料的繁重劳动，大部分由官奴隶承担。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就是建立在广大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

    奴隶不但承担了最艰苦的劳动，还经常受到奴隶主的各种虐待，以至于任意杀害。残酷的人殉制度，直到春秋战国之际还可以看到它的残余。殉人虽然不完全是奴隶，但家庭奴隶常遭杀殉则是事实。如陕西宝鸡茹家庄两座西周墓发现殉葬青壮年四人，少年五人，“其中有守门的杂役，有赶车的舆者，有护卫的壮士，有供驱使的儿童”[25]。许多奴隶因为不堪忍受压迫，经常逃亡。奴隶制国家为此制订了专门的法律，禁止窝藏逃亡的奴隶[26]。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关系发生激烈变动的时期。公元前645年晋国“作爰田”，标志着农村公社定期重新分配耕地制度的废除。从此以后，庶人的份地可以长期占有并且自行安排耕作和休耕了。其他诸侯国的土地关系，先后也都有所变革。由于奴隶主公室的剥削加重，迫使庶人加强了反抗斗争。当时各诸侯国经常发生的“民溃”事件，基本上都是庶人反抗斗争的一种形式。有些新兴贵族在兼并斗争中为了战胜对手，就把争取庶人的支持作为壮大自己力量的重要手段。《左传》哀公二年载赵简子誓师，凡克敌有功者，“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庶人和工商原先都是不自由的，现在如果立了军功，就可以获得自由人的身份。到了战国时代，庶人的向背已经被认为是决定统治者安危的重要因素。《荀子·王制》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由此得出一条结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这时的庶人，其身份地位与后代封建社会的农民可以说没有多大区别了。

    在社会关系的激烈变动中，奴隶的地位也得到了改善。前引赵简子誓师“人臣隶圉免”，即允许立军功的奴隶免除奴隶身份。云梦秦简的《军爵律》也规定，官奴隶如果有军功而应授予公士爵位的，不仅自己获得自由，还可以用爵位来赎免妻子的奴隶身份。战国时期的奴隶已经不能随意杀害。秦简有一件法律文书，记载“某里五大夫乙”派家吏捆送女奴报官，请求对她施加黥劓[27]。可见按照当时法律规定，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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