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秋官·司寇》说：“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日询立君。”《周礼》是先秦儒家理想的政治蓝图，西周未必真有“致万民而询”的制度。但是除了贵族之外，一般的自由民对于国家大事还有一定的发言权，这从春秋时代国人的活动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痕迹。《左传》哀公元年：“吴之人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陈怀公对于是否追随吴国这样的大事，不敢轻易决定，要征求国人的意见，说明国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晋惠公被秦国俘虏，为了争取国人拥护，以便回国后继续掌握政权，特别派人回到晋国“朝国人而以君命赏”[33]，后来果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西周末年，厉王暴虐，引起国人暴动，“流王于彘”[34]春秋时代也有一些残暴的国君被愤怒的国人所驱逐。这类政治事件，在一定意义上说来，都是国人维护自己政治权利的斗争。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也是原始民主在阶级社会中的一种折射。《左传》桓公六年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把民众的地位置于神灵、社稷和国君之上的思想，当然不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关系的真实反映，但它表明，原始民主的观念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中还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保存了若干原始民主的残余和影响，这是符合世界各国早期国家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的。但是中国古代的国家形式又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度。从周代的情况看，无论是王国或是诸侯国，其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一种等级制的君主专制制度。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周初为了统治广阔的被征服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封邦建国”。尽管当时还有一些方国部落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但就周天子和被封诸侯的关系来说，并不是城邦盟主与同盟的关系。雅典和斯巴达是依靠自己强大的实力成为同盟的盟主的，当他们的力量衰落之后，其盟主的地位也就动摇了。周天子的地位有所不同。《大盂鼎》铭文：“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唆正厥民。”《尚书·梓材》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被认为是受之“天命”。周初分封诸侯的目的是拱卫王室，即《左传》所说“封建亲戚，以蕃屏周”[35]。周天子和诸侯之间是有君臣名分的。反映在礼制上，“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36]。诸侯如果举行郊天之祀，便被认为非礼僭越。《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夷王听信纪侯的谗言，甚至把齐哀公烹了。这种威权对于希腊罗马的城邦盟主来说是不可想像的。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37]所谓天下有道、无道，实际上是周天子的权威是否动摇的问题。但即使到了王纲解纽的春秋时代，像齐桓、晋文这些霸主，也还是要打出“尊王”的旗帜。齐桓公率领齐、鲁、宋等国联军伐楚，就责问楚国：“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楚国使者只能说：“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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