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由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走向统一的历史条件逐渐成熟，与此同时，王权也进一步得到加强。法家鼓吹的中央集权和尊君的学说，适应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和各国君主的政治需要。申不害提出：“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⑩韩非主张人主的“权势不可以借人”[46]。这种君主独裁的理论被秦始皇奉为信条，并付诸实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为了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把古代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称合在一起，号称皇帝。从此以后，等级制的君主专制变成了个人独裁的君主专制，原始民主的残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就近乎消失了。

    以上我们从共同体、土地所有制、阶级关系和国家政体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模式问题。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国家形式既体现了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又显示了自身固有的历史特点．如果把它的模式简单勾画出来，那就是：

    (一)中国原始社会瓦解以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共同体是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并存。这两种共同体在商周时代都可以见到。从历史发展的顺序来说，家族公社先行于农村公社，血缘组织解体以后才过渡到地缘组织。但由于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起了牢固的维系作用，使得父系血缘组织以家族和宗族的形态长期保存下来。春秋时代，在国人居住的地区，其地方行政系统还有明显的血缘组织的痕迹；在野人居住地区，则是摆脱了血缘关系的地域组织。直到战国时期，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才相继趋于解体，国野之间的界限也随之消失，终于形成了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小农农村。

    (二)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制，也和许多文明民族一样，是从土地公有经过共同体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发展成为私有的。土地私有化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由共同体成员的份地变为个体农民的私有土地，一是由国家分封和赏赐的田邑变为私人的地产。由于凌驾在所有共同体之上的国君是最高的所有者，所以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在这里集中表现为奴隶制国家土地所有制，公社成员的份地始终以国家授田的形式出现。所谓井田制，即是和授田有关的土地疆理制度。当公社内部定期重新分配耕地的制度废除之后，农民的份地也就转化为他们事实上的私有土地。奴隶制国家实行的分封制，赋予大小贵族占有的土地以合法的规定，采邑主可以把田邑用来赏赐、赔偿和交换，这就使得本来具有禄田性质的采邑也卷入了土地私有化的历史进程。战国时代由于实行军功赏田制度，加上经过其他方式获得土地的机会增多，大土地所有制逐渐形成。

    (三)中国古代主要的农业生产者是庶人，即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普通成员。他们是贵族之下、奴隶之上的平民等级，但和奴隶一样属于被统治阶级。庶人虽有基本政治权利，但其劳动受到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不能随意行动。被周族征服的方国部落，其庶人则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完全处于被奴役状态，甚至被当作物品用来赏赐。庶人由国家授田，有私有经济，但他们要为奴隶制国家和各级贵族耕种“公田”并提供各种力役。奴隶制国家拥有的大量奴隶，主要用于手工业、畜牧业和山林川泽的开发。私家奴隶除用于家庭手工业和杂役外，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奴隶制获得了充分发展，是古代中国奴隶制的重要特点。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关系发生激烈变动，庶人经过斗争，取得了自由民的身份，奴隶的地位也得到了改善。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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