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西周的政治制度与宗法制有密切的关系。《诗·大雅·公刘》：“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毛传》：“为之君，为之大宗也。”《大雅·板》：“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毛传》：“王者天下之大宗。”周天子和诸侯既是国君，又是宗主。君统和宗统的统一，使周代的政治体制和统治方式具有浓厚的宗法家长制的色彩。《尚书·洪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所谓“君父之命不校”[39]，乃是当时社会公认的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准则。《左传》桓公二年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在这种家长制的等级结构中，天子对于诸侯，上级贵族对于下级贵族，大宗对于小宗，都具有天然尊长的身份。《左传》隐公元年说：“国不堪贰。”闵公二年说：“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说明无论家庭或是国家，都只能有一个尊长，不允许尊卑无别。

    第三，战国以前，绝对君权虽尚未确立，但忠君观念早已形成。《国语·晋语》说：“事君不贰是谓臣，好恶不易是谓君，君君臣臣，是谓明训。”“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无叛质。”这些规定君臣关系的原则，显然是君主专制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公元前507年，吴国军队攻人郢都，楚昭王出亡奔郧。郧公辛的弟弟因为楚平王杀死他们的父亲，要弒杀昭王以报父仇。郧公辛制止他说：“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谁将仇……必犯是，余将杀女。”[40]在郧公辛看来，尽管昭王的父亲平王无道，但“君讨臣，谁敢仇之?”君臣之义比父子之亲更为重要，即使对于有杀父之仇的国君，也得尽臣子的职责。这种忠君观念，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孳生物，同时它又倒过来维护了君主专制的统治。

    第四，西周王室和春秋列国虽然有卿大夫朝议制度，遇到关系国家安危的非常事件，有时也要征求国人的意见，但其性质与希腊罗马的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不同。《左传》襄公十四年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这种贵族辅贰制度固然对专制君主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也可以说是专制政体的一种补充。无论是西周王室或春秋列国的执政大臣，都不是通过选举而是由国君任命的。国君对执政大臣和卿大夫的意见是否采纳，往往也取决于国君本人的意志。周穆王要攻打犬戎，祭公谋父力谏，穆王不听。周厉王暴虐，召穆公提醒他：“民不堪命矣!”厉王却倒行逆施，用杀人来“弭谤”，以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41]。根据《左传》记载，春秋时代王室和列国许多军国大计，都由国君决定。晋献公要废太子申生而立庶子奚齐，里克、丕郑、荀息三位大夫商议如何对待。丕郑认为“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主张“必立太子”。荀息却说：“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君立臣从，何贰之有?”结果是荀息的意见占了上风，申生就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骊姬害死。以战争而言，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伐郑、前690年楚武王伐随、前656年齐桓公伐蔡、前645年秦穆公伐晋，等等，都是国君个人作出的决定。春秋列国一些重要制度的实施，如管仲“相地而衰征”，鲁宣公“初税亩”，郑子产“作丘赋”，也未见经过贵族会议的讨论。由于周代贵族的地位和作用与古代希腊罗马的贵族不同，所以中国古代既没有发生类似伯里克理斯(Pericles)为首的民主派和寡头派的斗争，也没有出现如同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和元老院那样的冲突。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虽然保存了若干原始民主的残余，而且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君主的权力往往受到主观客观的各种因素的制约，但其政体基本上是一种等级制的君主专制制度，而有别于希腊罗马的城邦民主共和制度。马克思曾经谈到，古代部落共同体的“统一体或是由部落中一个家庭的首领来代表，或是由各个家长彼此间发生联系。与此相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42]。中国早期国家的统治方式即属于较为专制的类型。“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43]在人类文明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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