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28]的自耕农在农业劳动者中占多数，但封建制的关系也在迅速发展。当时一些新兴贵族和地主役使劳动者的方式，大体上有三种：(1)依靠特权强制贫苦农民定期为自己服役。如《商君书·境内》说：“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这种有爵者对庶子的役使，带有农奴制徭役劳动的性质。(2)通过出租土地役使租佃农民。董仲舒说，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29]。他对战国时代土地兼并现象的估计有所夸大，但当时已出现土地兼并和“见税什五”的封建租佃制关系则是事实。(3)役使雇工。《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这种雇工表面上看来像是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实际上和主人之间也有人身依附关系，只是比庶子和租佃农民较为松弛而已。上述三种新的奴役形式，都明显打上了封建剥削的烙印。役使庶子的方式更多地带有旧的剥削制度的痕迹，由于不适应社会生产的发展，在战国后期就逐渐消失了。至于租佃制和雇佣制，则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二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主要的剥削方式。

四、国家政体：城邦民主制度还是君主专制制度?

  近几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在我国学者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有的学者认为在秦朝统一之前，古代中国也和古希腊一样，是一种贵族民主政治的城市国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具体途径都不同于古代希腊，因而并不曾形成城邦民主制度，夏商周三代基本上是一种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还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古代既非君主专制政体，也不是民主共和政体，而是带有贵族共和色彩的贵族专制政体。

    有关夏代的文献资料很少。偃师二里头出土的文化遗存，虽然已被多数学者认为就是夏文化，但还未能直接印证夏王朝的历史。现有的考古材料，要说清楚夏代的国家体制是比较困难的。考察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只能依靠商周时期特别是周代的史料来作说明。

    国家区别于氏族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是从氏族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压迫的性质。但由于这种公共权力通常都由氏族制度的机关转变而来，所以早期国家又明显地带有原始民主的残余。中国商周时代的国家也是如此。

    《尚书·洪范》说周武王问政于箕子，箕子建议他要“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洪范》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但商周时代有的国君在决定军国大计时，征求贵族和自由民的意见，当是事实。盘庚迁殷，曾先后分别召集民众和百官贵族讲话，这种集会就是先前军事民主制的公民大会和贵族议事会的孑遗。当时一些贵族反对迁都，极力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盘庚对他们谆谆劝告：“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30]作为一个国王，这种讲话的口气与后世的封建君主是很不一样的。西周初年，武庚和管叔、蔡叔叛乱，执政称王的周公在动员诸侯和大小官员东征时，强调自己是用大宝龟向天卜问得了吉兆，“予惟小子不敢僭上帝命”，“予不敢不极卒文王图事”，劝说大家顺从天意，帮助他完成这一大业[31]。这种借助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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