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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性与历史学的焦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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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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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双关语，它体现了对以理性和启蒙思想为代表的现代性(modernty)的两种不同态度。一方面，它是指“非现代(not-modem)”。它要与现代的理论和文化实践、与现代的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历史叙事方式彻底决裂，“后”(post)可以肯定地理解为积极主动地与先前的东西决裂，从旧的限制和压迫状态下解放出来，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也可以否定地理解为一种可悲的倒退，即意味着传统价值、确定性和稳定性的丧失。另一方面，“后现代”被理解为“高度现代(hyper—modem)”。它依赖于现代，是对现代的继续和强化，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新面孔和一种新发展[4]。
第一，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并不具有清晰明显的界限。一方面由于它产生的时间尚短；另一方面由于各学派之间对它的特征和意义缺乏明确的共识；另外，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有语义上的亲缘关系，而现代主义也同样是不稳定的。因此，人们无论是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还是对现代主义的看法都没有一致性。这种语义上的不稳定性，反映在当代西方理论中，主要有诸多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综观起来看，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界限。西方后现代主义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是摒弃现代主义而拥抱后现代主义；二是在解构传统与现实社会文化的同时，把后现代主义视为现代主义的延续与发展。当然，在这两类后现代主义中各自又包含着许多不同流派的不同观点，即使在相同的流派中也没有一致性的意见。这种意见上的分歧恰恰反映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
第二，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与超越。丹尼尔·贝尔指出：“过去我们常用的文化修辞语是‘超’(beyond)这个词……而现在我们已经把它用竭，今日社会学的修辞语是‘后’(post)。”[5]“后”术语本身在逻辑上就包含了对“超”术语的反抗或反动，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反抗或反动，并非完全废黜，即解构之中又包含重构，反叛之中又割不断亲缘。这是因为它的外延就包含着线性历时性，其内涵包含着滞后性。它既需要历时性的界定，又需要共识性的审视，否则难以避免预先在头脑中建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模型，然后用这个模型去套当代西方理论家。如哈桑所说：“我们不断发现后现代主义的‘先驱’，……这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脑海中创建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模式，一种关于文化和想象的特殊类型，然后用这个模型去‘重新发现’各个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之间的共同性。”[6]当代西方社会，传统思想、现代思想和后现代思想杂糅并存，只有“强弱”之分，并无灭绝之迹。就后现代主义而言，它既居于传统与现代之中，又是发现传统与现代矛盾的产物。应该说，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呈现出犬牙交错之势，后现代主义在超越与反叛过程中延续着现代性理念。
第三，后现代主义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构。从历时性看，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对历史的中断。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消蚀了历史意识和历史深度。其实不然，客观地说，后现代主义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历史意识和历史深度的消蚀，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则表现出对历史意识和历史深度的关照。当然这种关照并非像前现代、现代主义那样表现出对普遍性、统一性、终极意义等原则的关照，更不是简单地对历史和传统的追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关照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它直接表现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现代主义的批判，从而形成了与历史的联系。亦如哈桑所说：“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一道铁幕或中国的万里长城与之相隔，因为历史是一张羊皮纸，而文化则渗透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中，我觉得，我们都带有维多利亚、现代和后现代的印记。”[6]
从共时性看，后现代主义既承袭了宽泛而抽象的理性精神，又继承了酒神盲目性冲动而富于感官的非理性精神。从价值哲学上看，后现代主义同时诉诸这两种精神。西方有些学者注重于后现代主义某一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在某个方面的研究确有突出成果，但是往往又走极端，抓住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一方面，便给后现代主义定性，这本身就不是后现代的，因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反定性与反命名，反对简单化和绝对化。从后现代主义发展的过程和思想来看，它“既是空间和思想的结构，又是时间和物质的过程”[6]。它表达的是批判中富于理性，反讽中蕴涵着非理性，是理性与非理性、建设性与解构性双重成分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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