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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性与历史学的焦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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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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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而且其研究范式极为广泛，从艺术、宗教、科学、法律、道德到社会共识等。
研究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就不能不追溯到法国历史学家。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西方新史学兴起，以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为代表的第一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打破了历史叙事中的三大偶像——政治偶像、个人偶像和编年纪事偶像，摒弃了突出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传统历史观念，提出了“总体史”的概念，认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直到60年代的法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派的历史学家，其重要的理论或“范式”为强调以系列、功能和结构的方法，把社会理解为有着内在联系的总体。但同时也有一批年轻的历史学家另辟蹊径，开拓出文化史和其他一些新领域的研究，这就是第三代年鉴派。这一批历史学家逐渐从重视经济基础转向文化和心态史研究，这种研究后来迅速成为了法国等西方各国历史学研究的新潮流。这是法国后现代史学兴起的第一阶段。虽然这种理论初露端倪，但推动其走向前进的重要动力仍然来自于法国的一批思想家，特别是福柯的思想。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监狱的形成》、《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性史》、《临床医学的诞生》等风靡一时。他的很多概念如“知识”、“谱系”和对很多问题的解释都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第四代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如罗杰·夏蒂埃和雅克·勒韦尔等开始批判第三代的“心态史学”，反对把心态看成为是由经济和社会所决定的一个层次，是按照经济、社会和心态来排列的第三层次。在他们看来，第三层次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并且心态也并不是由经济、社会所决定。实际上，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先于并且决定文化关系，相反，它们却是文化实践和文化所产生的领域。正因如此，社会本身就是一种集体的象征，它们只能在文化的实践中才能得到理解。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反对一切形式的决定论，它改变着过去那种文化从属于社会和经济的理解，强调文化的独立。不仅如此，从事后现代主义史学实践的历史学家们还认为，文化不仅不再依附于社会和经济，同时它还具有能动性，即反过来塑造着或生产着社会和经济。这就是说，社会和经济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实体也是被文化所创造，并在文化的实践中被不断地再生产。同时，社会的意义是在语言和文化中被表达和建构的。与过去传统的历史学相比，这的确是一种“颠覆性”的反转，它彻底打破了过去那种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结构式的排列，降低了社会、经济这种实体性要素的地位，更加突出了文化的能动性。
在这种史学理论的指导下一批历史学家进行了新的历史学实践与探索。20世纪80年代后，英国的历史学家开始批评汤普森关于“阶级”的观点，质疑社会史中的“社会”的概念，认为，以前社会史所研究的“社会”是与现代性相联系的概念，而现在它必须要与后现代性相联结。这种变化还表现在历史学家关注通常被我们称为“另类”的历史内容，如儿童史、沙龙与公共空间等。历史学家们还开拓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如注重文化史、阅读史、性别史和身体史等。
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兴起改变了我们过去只研究经验的和实体的社会的历史、那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简单对应和决定关系，转而强调对象征层面的“表象”的历史研究，关注话语生产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对社会的生产和创造的能动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后现代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在转换研究视角、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确是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反转”和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其所提出的史学理论尽管目前还无法断定对史学的发展有多大益：处，但至少对于过去史学传统的积弊有一定的冲击作用。那种对后现代主义避之唯恐不及或者不加分析地：大加挞伐，都是不可取的。同时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崛起，不应忘记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并没有割断它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史学是现代主义史学的一种发展与延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近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对我们思考当代历史学的焦虑也许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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