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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性与历史学的焦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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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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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一个矛盾体。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形而上学、二元论、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现代逻辑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解构是以悖论性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这种悖论性中既包含着某种革故鼎新的思想，又隐含着含混、偏颇、异端、倒错等悖谬。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矛盾体，或“本质冲突性观念”处于这种悖论性的矛盾体中；后现代主义本来就不是一种模式，任何以偏赅全的做法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如果把后现代主义某一方面的某一特征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特征，其结果是只看到了不确定性而看不到内在性。只关照了解构性而忽视了重构性，只看到了颓废性而看不到建设性。尽管后现代主义具有消解一切的意志。但它仍然包含着去发现“统一的感受性”的可能。
后现代主义的崛起，显示出当代西方社会文化、哲学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文化心理、行为方式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但从我们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本身并不意味着对现代主义的根本否定，而是与现代主义血脉相连。因此，我们也就有理由说，后现代性和其所依存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只不过它从更繁细、更具体的叙述中重构历史的客观性；它是对历史学传统叙事方式的反叛，却也未尝不是对传统历史学叙事方式的反拨与修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学在后现代的进展，我们也许会有新的理解。
三、伫立在悬崖边上的历史学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史学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习惯的那种静止的、结构式的、有规律的、线性的、有序的、进步的、宏大的历史观念越来越遭到质疑，开始特别强调多样的、随机的、非线性的、独特的、另类的、相对的、个人的、能动的历史观念。在法国和美国等国家，一批历史学家不满足于现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这种结构主义式的历史研究模式，他们在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的指导下，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象征、语言，研究人们在社会中所形成的“形象”，以及这些“象征”被赋予意义的实践的历史，并且逐渐发展和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他们将此称之为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
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理念：第一，对历史现实的概念提出了怀疑，认为历史认识的客体不是独立于认识者之外的实体，而是由语言和推论的实践构建的，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创造。第二，认为语言不只是表达和交流的工具，而是形成意义、决定思维和行动的主要内容。这样既对过去的历史文本和当代的叙述能否符合实际地构建过去提出了怀疑，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凸现出来，并由此追问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历史的事实是什么，历史学家能否获得真正的历史，能否达到真理?第三，由于抹杀了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就对史料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第四，对历史的认识信仰和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提出了怀疑，最终对历史学家的职业意识和职业主权提出了怀疑。历史学的合法性在丧失，历史学家的职业基础在动摇。
最早最集中反映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史学理论的，是美国的海登·怀特1973年出版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想象》。所谓的元史学就是跳出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在历史话语的层面，探讨历史话语的本质、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关系等史学理论的总和。在这部书中，怀特把历史学的解释划定为四种不同的比喻、四种不同的情节、四种不同的论据和四种不同的观念指向的相互结合，这种结合形成了历史解释的基本基础。同时，怀特还认为，历史根本离不开想像，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的虚构性。历史学家更深层次的思维结构通过某种语言模式的选择，即一种修辞战略已经预示于他所研究的领域之中，反过来，包括了运用“情节”等的解释模式和语言模式也形成和塑造着历史学家所进行的这种历史研究的主旨以及意图。这样，怀特的结论打破了以往的如实编排史料这样的历史解释范式和方法，突出强调了历史学家的主体，甚至语言模式的运用这一并非客观真实的研究方法。怀特的观点对后来的史学理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史家和史料相互关系性质的理解，对历史认识对象和认识方法的理解，对获得历史知识的内容和性质的理解，以及对历史知识和叙述方式和随后对文本的理解。也是在1973年，克利福德．格尔茨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集——《文化的解释》。他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文化是一种文本，即是可以描述的文本”。既然文化是一种象征系统，格尔茨不仅研究了这些象征物的表达符号，如仪式、精神气质、观念、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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