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之一） |
 |
时间：2009-7-24 13:50:42 来源：不详
|
|
|
是甥。此外，他的看法建立在将日名制视为商王室亲群分类方法的基础上，但实际上日名制并不限于商王室，而是在商人诸宗族内较普遍流行的一种亲属制度，如果认为商王室依十干分组，则也要认为其他非王室的商人宗族内部都有如此复杂的亲属制度，这是较费解的。尽管如此，张氏的新见还是给予商史研究以较大的影响，其贡献是应该肯定的。
2.商王国的政体及国家结构形式
通过殷墟甲骨文资料与田野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商王国的政体与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直接关乎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特征与中国国家形成之类重要问题的了解。从殷墟卜辞中可以看到王的地位非常突出，整个殷墟王室卜辞皆是专门服务于王的贞卜机构按照王的意志进行占卜的记录，王对下属臣民使用“呼”、“令（命）”等词语，显然是国家最高主宰者。1957年胡厚宣《释“余一人”》论文发表[75]，指出卜辞中所见商王自称“余一人”，与《尚书·盘庚》篇盘庚自称“予一人”同；并征引文献说明“余一人”实质上是一种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称谓，是专制君主的口吻。50年代至80年代初，在有关商史的论著中，商王国是专制政体的看法曾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但在80年代中叶后，有的学者利用甲骨文资料论说商代的神权与王权的关系，对商王国的政体性质提出新的看法。如晁福林在其先后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商代王权虽有专制独裁因素，但要受三种势力的制约，这三种势力是方国联盟、神权（体现在贞人权力上）、族权（子姓族众权力），因此呈现某种原始民主的色彩。文章指出，从甲骨文中可见武丁至廪辛时，贞人多为各部族首领，故族权成为神权之后盾，贞人可以利用占卜权力左右王朝军政大事，限制王权的发展。廪辛至帝辛时期，贞人由王室人员担任，祭祀也偏重于祖先，王权遂得以加强，王权与神权之争以王权取胜而结束[76]。
商代的王权是否会受到贞人占卜权力的制约，涉及王与贞人（贞人集团）的关系。早在1936年，陈梦家在论说商代巫术时即提出商代“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77]。贞人如属于广义上的巫，则必须听命于王。1979年张秉权亦曾发表过意见，否认贞人有制约权，因为虽然王的行动要通过占卜由神的意志来决定，但事实上“代表神说出话来的，还是群巫的领袖，也就是当时的国王”。卜辞中的“王占曰”即是王代表神说话[78]。1987年发表的孙晓春的论文亦认为当时宗教神权始终未能成为独立于专制王权以外的政治力量[79]。
从殷墟卜辞资料看，贞人事实上正是代替王来进行贞问的，占卜机关确是王朝的下属，而且王常常作为判定卜兆吉凶、是否的“占者”。所以如果说贞人能有独立于王权外的较大权力，以至于在一个阶段内能左右军政大事，还需要从卜辞中找到更坚实的根据。 注释：
[1] 与王懿荣几近同时开始收存殷墟甲骨的尚有天津的王襄、孟定生。据王襄遗作《簠室殷契》（《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在1898年范寿轩即曾在天津与王、孟二人讲过“河南汤阴出骨版，中有文字”，孟氏认为是“古之简策”，促范氏往购。是此年学者中并未有人见过甲骨文。至第二年10月，范氏又来津将售与王懿荣所余骨版售予孟、王二氏。
[2] 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学衡》第45期，1925年。
[3] 《自述古史观书》，收入《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 收入《观堂集林》卷9，中华书局1959年版。
[5] 陈寿《三国志》卷一三《王肃传》：“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
[6] 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
[7] 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
[8] 李济：《现代考古学与殷虚发掘》，《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
[9]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1月版。
[10] 胡厚宣：《八十五年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
[11]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12] 见刘一曼等《甲骨文书籍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6月版。
[13] 容庚：《殷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