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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等。此外,散布于全国许多学报、学刊上的论文也是1978年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80年代末期每年发表的论文都在150篇以上,以后每年递增,仅2000年一年所发表的论文就约为280篇。以上这些著作和论文,大致代表了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20世纪后半叶,港台地区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仅以《魏晋南北朝史》为名的断代史就有数部出版,作者分别是劳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5年)、林瑞翰(台北至大公司,1977年)、黎杰(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邹纪方(台北长桥出版社,1979年)等。此外,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4年)、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6年)、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等,都是各种专题研究的代表作。
在文献和典籍的整理方面,和魏晋南北朝史有关的正史即一志九书二史以及《资治通鉴》在20世纪后期都得到系统整理,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校订本。另外,一些基本文献典籍的校注出版,为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汇集了笺疏者多年的研究心血。该书或寻检史籍,考核异同;或略为增补,以广异闻;或纠谬矫正,以惩其妄。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博采众书,于详尽精确的文字训诂外,对人物、史事也多有补苴之处。王明《抱朴子内篇校笺》(中华书局,1985年),注重以道教史和科学史为出发点,既汇集了前人的校勘成就,又有很多自己的独特见解;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1991、1997年)是作者萃40余年心力的杰构,既对原书中的大量典故做出了详尽的注释,又对其中的错漏衍脱之处给予了举正。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和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是已出版的两种《洛阳伽蓝记》校本。前书以文义训释为长,后书注重史事的补充和考订。此外,汤用彤《高僧传》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都是目前所见的较好注本。另外,还有一些考校之作问世。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对自《三国志》到《隋书》的12部正史所涉及的史实、制度、名物、语言等作了系统的训释和考证,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地超越了普通的考史之作。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体裁类似会典,是一部叙述北周王朝政府组织形式的资料汇编。
魏晋南北朝的考古遗存虽不丰厚,但也为数不少,特别是近百年来,新的考古发现和文献出土的成就更是令人兴奋。西北地区和湖南长沙走马楼的简牍文书以及散布于黄河流域、长江南北的魏晋南北朝墓葬、墓志、碑铭为代表的丰富考古文献和资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拓展了当代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领域和空间,有力地推进了这一学科的发展。这类资料现已出版的有张风《汉晋西陲木简汇编》(有正书局,1931年)、王陶庐《汉魏六朝砖文》(商务出版社,1935年)、赵万里《汉魏六朝冢墓遗文图录》(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王壮弘《六朝墓志检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年)、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现已出版10册,与本段历史有关的资料主要集中在第1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是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考古发掘的最大创获。目前,已有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 》(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二）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经济的讨论
关于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对“魏晋封建说”的讨论。最早提出“魏晋封建说”的学者是何兹全。他在1934年发表的《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称:“中古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时间是“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三世纪到九世纪”(《中国经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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