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1） |
 |
时间：2009-7-24 13:50:43 来源：不详
|
|
|
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孔毅《东晋南朝的实物货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薛平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发行与流通》(《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赵庆伟《六朝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与港市的繁荣》(《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朱和平《东吴商品经济初探》(《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刘汉东《水陆交通运输与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张旭华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都会的兴衰》(《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罗二虎《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等。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部门方面,论述比较全面的是几部断代史,如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与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白寿彝《中国通史》第5卷典志部分有《手工业》一章,共分建筑、水利、纺织、采矿、冶金、机械、交通运输工具、兵器、造纸、陶瓷、石油天然气等11个专题,详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各部门的发展情况。近年来有关的论文是刘驰《十六国官营手工业初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熊承芬《六朝江南纸业述考》(《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王向田《盐业在曹魏恢复北方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齐东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卢海鸣《论六朝时期造船业的发展状况》(《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等。
区域经济的研究是80年代以来学者们着意很多的课题,取得的成就相当可观。简修炜《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史研究刍议》一文认为,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只有在地区经济史研究基础上,具体比较南北两大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才能得出科学结论(《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1期)。1986、1987年分别在湖北蒲圻、江苏常州召开3—9世纪长江中游、下游社会经济讨论会,会后论文结集出版。学者对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徐明德指出,孙吴时期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准备了条件(《公元三世纪江南经济考略》,《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罗宗真在《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一文中,从更长的时段探讨了这一趋势(《江海学刊》1984年第3期)。王志邦以一系列文章具体考察了六朝时期浙江农业的发展,认为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浙江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正因如此,浙江才会在六朝时期即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经济基地。张承宗《六朝史》也对六朝时期江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航运业以及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做了系统的考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王珍《三国时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文探讨了三国时期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认为曹魏的一些措施,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史学月刊》1982年第3期)。柯友根研究了十六国时期北方经济的概况,认为是时经济的发展,可以用破坏后又逐渐恢复,逆转时也有发展,停滞中仍有前进来概括(《试论十六国时期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赵向群《汉晋之际河西经济区的变迁》(《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符丽明《魏晋十六国北朝对河西的农业开发》(《北朝研究》1990年第2期)、牛润珍《魏晋北朝幽冀诸州要论》(《河北学刊》1990年第1期)、许辉《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黄金铸《六朝广西“二轴三区”开发格局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期)等,都是研究地区经济的文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