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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田文全面讨论了诸葛亮“隆中对”的形成、实施以及对三国鼎立形成的作用和主要失误之处,从而对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评价(《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50年代之前讨论曹操的文章并不多见。对曹操评价的高潮是在1959年郭沫若发表《读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一文开始的。此后一批史学大家先后发表文章对曹操的功过进行评说。讨论的阶段性成果后被收录到《曹操论集》(三联书店,1960年)一书之中。大家对曹操的认识并不一致,但肯定性的意见占据主流。到目前为止,对曹操的研究仍是一个热点,只不过更加深化和细化而已,如曹伯言《何晏与曹操及正始改制》(《华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孙明君《曹操与儒学》(《文史哲》1993年第2期)、马育良《论曹操对秦汉大一统思想文化模式的突破》(《许昌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等。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七）回顾与展望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对上个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状况的回顾和评述相当简略,只能说是百年学术史的一个大致轮廓。然而我们仍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艰苦探索与开拓,这一断代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进展十分令人瞩目。其中两方面的成就,是最需要我们加以认真总结的:首先是学术面貌实现了全面更新;其次是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不少学者在回顾上一世纪中国历史学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时,往往都有一个共识:20世纪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转型期。百年间,中国历史学经过了一个由纯粹的传统国学向具有严格学术规范的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蜕变。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断代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同样鲜明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演进过程。
中国虽然素有值得骄傲的史学传统,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20世纪之初梁启超曾将旧史学的缺陷概括为“六弊”,即所谓“四蔽”和“二病”,并把“史界革命不起”,上升到“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的严重程度(《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736页)。所以当具有强势文化特征的西方史学思潮一波一波涌来之时,旧史学的藩篱迅速坍塌。引进外来的新史观、新理论和新方法,借以诠释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也就成了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不懈追求的目标。特别是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中居于指导性的地位,中国历史学在科学化道路上更有了进一步的升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呈现的全面繁荣,五六十年代新课题、新领域的不断开拓和八九十年代学术研究的继续向纵深发展,无不与外来史学观念、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传播以及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并由此实现了学术面貌的全面更新和学科规范的重大转型。
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借鉴西方史学的长处,无疑是当时中国史学家的一种正确选择。不过,这些“舶来品”毕竟是以西方文明为背景而产生出来的,且不说与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情况迥异,就其本身来说也是个变量,所以在引进西方史学的同时必须要有个鉴别和消化的过程。在这方面,史学大师陈寅恪开了一代新风。他既主张吸收外来文化,又坚决反对全盘照搬。他曾针对30年代的“食洋不化”之风讲:“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然“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他认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陈寅恪身体力行,融会中西,重新探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内涵。“他着眼于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较高的层次上探讨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脉络所在,提出并解答了许多前人的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他重视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中发现历史的联系和推移,并以之解释各种纷繁的历史现象”(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第390页)。学者公认,他的成功就在于不是西化,而是化西,不着痕迹地将西学应用于中国学术,创造出适应时代、适应民族特质和需要的新史学。陈寅恪的贡献是划时代的,它使得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在转型之初就起点很高。当然,这一时期学术成就的取得,并非皆是陈寅恪一人之功。我们也不应当忘记与他同时代的一批杰出学者,如吕思勉、汤用彤、陶希圣等人在各个领域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比,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阶段性进步非常明显。五六十年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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