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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唐长孺、何兹全、周一良、王仲荦、马长寿等人为代表的史学家,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全面创获的时期。他们通过精审的考辨,严谨的论证,多方位地勾画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重要特征与发展大势。特别是在陈寅恪所忽视的社会经济领域取得的成绩尤大,如土地制度、赋税制度、部门经济、整体经济以及依附关系等重大课题皆有突破性进展。80年代后期,田余庆撰成《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又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确立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和较为严密的学术规范。总之,通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20世纪末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已经是硕果累累,学术积累相当深厚。
学术面貌的全面更新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深厚学术积累,既为新世纪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创造了腾飞的条件,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难题。到目前为止,凡是关乎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大课题大多被人们研究过,似乎已达竭泽而渔的程度。不仅重大的课题如此,就是一些细微的题目也有人爬梳,同时还存在着重复性研究的现象。情况类似种田,一切可耕之地皆是果实累累,甚至在边角地、荒山坡上也不乏劳作之人。本来涉及此段历史的文献资料并不丰厚,再加之名家云集,很多成果的水平好像已臻于极致。这就使得后来人往往望题兴叹,有无从入手之感,“撞车”的事情经常发生。
在新世纪之初,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才不致于使这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变成历史的包袱,从而避免使优势转化为劣势?怎样做才能在较高的学术积累上实现新的突破?这是每位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事情。对此,我们认为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得到大力拓展。
第一,注重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和使用。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性和规范性很强的学科。讲究实证,靠材料说话,是史学家开展研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如果没有翔实的史料作基础,只凭观点新颖立说,即使轰动于一时,学术生命力也不会保持长久的。正因为史料是立论的依托,所以注重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就成了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
首先,提高学术敏感性,及时追踪新史料发现的信息,做好相应的搜集与研究工作。新史料的发现,往往意味着将有新的学术突破出现。陈寅恪曾讲:“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乱与崇尚薄葬,不但使得这一时期的存世文献不足,而且还使得考古发掘不易取得成果,故而任何新的地下出土,对于我们来说都弥足珍贵。令人惊喜的是,1996年10月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建筑工地第11号井出土了大批三国时代的吴简。这批简牍总数估约10万枚以上,按质材和形制可分为竹简、大木简、木牍、封检和签牌等。简牍大多有明确纪年,时间范围在汉末孙吴前期。简牍是孙吴长沙郡和临湘侯国(县)的地方文书档案,内容涉及佃田、赋税、户籍、司法和官府上下行文书等。走马楼吴简学术价值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不仅填补了我国简牍出土的一个空白,而且还以丰富的内容使我们了解三国孙吴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赋税、户籍、司法、职官等许多方面,尤其对深入研究当时经济关系、阶级关系、赋税制度、典章制度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等都提供了新的历史信息”(张文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序》,文物出版社,1999年)。如曹丕代汉,孙权附魏,史书只记载其“诚心不款”,至于有何动作并未交待。而竹简清楚地揭示,孙权一直没有使用过黄初年号。这是他不肯尊奉曹魏为正朔的具体表现。再如,过去一直认为北魏户调的“九品混通”之法源于西晋,而竹简明载,早在孙吴初始此制即已实行。吴简中的户口籍簿内容也相当丰富,除民籍、吏籍外,另新见师佐籍。此类“师佐”,分工很细,但含义是什么?有待进一步明确。此外,籍簿中还有“复民”、“士”、“私学”等名目,这些人口的身份到底是平民,还是依附民?《田家》中的佃田主要是“二年常限”田,与之并存的还有“余力田”。常限田中的“常限”是指田亩租佃的年限,还是对租额的限定?余力田究竟是一种优惠田,还是一种新垦田?关于“还民之限米”的简文,应解释为“归还民之限米”,还是特指“还民”(归籍之民)交纳的“限米”?虽然文书的释文只刊布了极少部分内容,但仍以鲜活的史料为我们展示了汉末吴初江南局部地区诱人的社会场景,提出了许多新课题。目前整个工作尚在起步阶段,然而研究者已开始有不同的认识,有的问题争论还很激烈。可以预见,随着吴简整理工作阶段性的进展,对它的研究也会有一个“新潮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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