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1） |
 |
时间：2009-7-24 13:50:44 来源：不详
|
|
|
国学季刊》5卷1期，1935年），指出“汉城”并非一个城市的名称，而是由“汉人聚居的城寨”而得名；进而指出，凡两种文化不同的民族，无论是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宗教不同，或者人种不同，互相接触，都可发生“聚族别居”的现象。欧洲18世纪以前的犹太街、犹太城，美国城市内的唐人街，清代北京分内外城等都是如此。方壮猷《契丹民族考》（《北师大学术季刊》第2、3期）利用多学科知识对契丹国号、宫名、王号、官号、地名等作了考证。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史语所集刊》17本，1948年）对史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记载予以辨析，判定契丹的分部和帝位推举制不可靠。谷霁光《辽金糺军史料试释》（《史语所集刊》15本，1948年）、陈述《乣军考释初稿》（《史语所集刊》20本，1948年）是就乣军问题同日人箭内亘所撰《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进行讨论的文章，分别对“乣”的读音、释义、乣军等作了考辨。刘铭恕对契丹习俗进行研究，撰《契丹民族丧葬制度之变迁及其特点》（《中国文化研究汇编》第1期，1941年）、《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期）等。傅衣凌《辽代奴隶考》（《食货半月刊》1卷2期）概括地考察了辽代奴隶的来源、种类、使用状况、身分等。张亮采《辽代汉人枢密院之研究》（《东北集刊》第1期，1941年）论述辽代汉人枢密院建置和执掌，并据以试改《辽史·百官志》之南面官汉人枢密院条。
庆陵哀册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契丹字的识别与研究。辽代契丹人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小字，行于辽金，直至元初尚偶有使用，以后废弃，也无契丹文书籍传世。明清以来，陆续发现若干契丹文碑刻等，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1922年在辽庆陵中发现哀册，1925年日本羽田亨推定庆陵哀册与以往被认为是女真文的《大金皇弟都统郎君行记》同是契丹小字。罗福成等则认为庆陵哀册文字为契丹大字。从30年代起，国内一些学者如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罗福颐等，开始从事契丹字研究，其中以罗福成的成就最大，撰有《辽宣懿皇后哀册释文》（《满洲学报》第2期，1933年）等文。在当时资料有限又无其他辅助条件可供借鉴的情况下，竟然将辽帝庙号、年、月、日、干支和虚词考证出来，而且多数正确无误，可谓独具契眼（见贾敬颜《契丹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1982年）。此外，还有柳翼谋《契丹大小字考》（《史地学报》2卷6期，1923年），孟森《辽碑九种》附跋尾（《国学季刊》3卷3期，1932年），厉鼎煃《热河契丹国书碑考》（《国学季刊》3卷4期，1932年），王静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史语所集刊》3本4分，1933年）、《契丹国字再释》（《史语所集刊》5本4分，1935年），李文信《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1942年），罗福颐《契丹国书管窥》（《燕京学报》第37期，1949年）等。其中罗福颐文较全面地叙述契丹大小字历史，并汇录了所能见到的契丹字，舍其重文，得1040余字，并据形分类，分别注其出处，为以后的契丹字研究提供了方便。
本时期对辽代文学也有研究。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吴梅《辽金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是最早的有关三代文学史的专书。论文有苏雪林《辽文学概述》（《珞珈月刊》1卷1期，1933年）、顾敦鍒《辽文学》（《之江学报》1卷3期，1934年）等。此外，还有陈衍辑《辽诗纪事》（商务印书馆）。
以上是20世纪上半叶的辽史研究，下面评述金史研究。
在叙述这个时期的金史研究之前，先对本世纪前的金中编纂与研究略作介绍。
金朝重视修史，设国史院，置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编修官等职，还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金朝官修国史有实录、起居注等。私人著述有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野史》等。元至正三年（1343年），脱脱为都总裁，主持修纂辽金宋三史，次年十一月修成《金史》，历时不到二年。此次《金史》因有金朝实录、刘祁和元好问书以及中统间王鹗所撰《金史》等为基础，有良史之誉。赵翼说：“《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二七“金史”）。
从元人修成《金史》至19世纪末的500年间，金史学大体与辽史相近。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金小史》8卷（后收入《辽海丛书》，叙述金朝历史发展大略。清朝乾嘉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