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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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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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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由此后《禹贡》半月刊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的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3][4]。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教研室、研究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了。
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讨论，自20年代即已开始，一直延续到90年代。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5]。谭其骧、史念海对此均表示赞同。谭其骧认为它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同时又多次强调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时又能从历史文献中汲取丰富的、无法替代的泉源[6]。史念海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7]。此外，黄盛璋提出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历史与地理两门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尹国蔚以为它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8]。
历史地理学界多数人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和社会三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获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地理学或历史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只能是一门二级学科。学位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学科划分，实际上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大多是从历史学中衍生和发展而来，而从属于地理学的机构和人员相对较少。所以，促使这种划分作出改变的根本性措施还是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本身的发展。
历史地理的研究阶段是历史时期，其上限应该是文字的出现。在完全没有文字记载（包括间接的）的条件下，对地理现象的研究只能运用考古学或古地理学的方法。谭其骧生前一直认为，历史一般是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所以才有所谓“史前时期”。讲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讲历史就只能是文字产生之后,所以他不赞成将历史地理研究提前到全新世，也不赞成将历史地理学与古地理学混淆起来。历史地理研究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但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故有学者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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