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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时间:2009-7-24 13:50:51  来源:不详
地图、简牍、文书、碑刻、铭文、书籍等,也是相当重要的。例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2100多年前的古地图,就给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的政区、地名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证据。对原来没有或很少历史记载的地区来说,考古发现就更为可贵。这是历史地理研究取得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迄今为止对考古成果的利用率还不是很高,这固然与历史地理学者重视不够有关,但一些考古成果长期不能正式发表则是主要原因。

历史政区研究方面,70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1980年出版的王仲荦《北周地理志》,承乾嘉余绪而补《周书》无地理志之不足。1987年出版的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解决了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政区研究的一大突破,用“超迈乾嘉”来形容并非过誉。以后,相继有研究东汉、明代政区的专著问世[28]。牛平汉等编著了明、清两代政区沿革综表[29],而以《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为名的书至少有两部[30],分省历史政区沿革的著作则有湖北、安徽、山西、广西、宁夏、内蒙古、北京等多部[31]。

在这一活跃领域里,发表的大量论文涉及到郡县制[32]、侨州郡县制[33]、路制[34]、府制[35]、行省制[36]的许多方面和行政区划划分原则[37]、州县等第变迁[38]、当代政区改革[39]等内容,其中有些是热点问题,有些具有突破性进展。前者如关于秦郡的考证,乾嘉以来无虑数十家。《汉书·地理志》原有秦三十六郡,但清人已发现内有后置者,王国维《秦郡考》[40]指出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个后置之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内,遂据《史记》纪传益以陶、河间、闽中、黔中四郡;谭其骧《秦郡新考》[41]则认为应补入陈、广阳、闽中、黔中四郡,并指出秦郡不必拘泥于某一数目,因为秦统一后对郡的建制有所增补。关于秦代有无九原郡、是否置有鄣郡,学术界也有争论[42]。后者见于《周振鹤自选集》[43]尤多,其《县制起源三阶段说》[44]将春秋战国县制起源划分为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三个阶段,“由县鄙得县之名,由县邑得县之形,由县的长官不世袭而得县之实,这或者可以看成是县制成立的三部曲”。又如,胡阿祥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六朝政区增置滥置、南朝内地的少数民族政区等问题都做了穷尽式的研究[45],从而使以前的同类成果相形见绌。

关于中国疆域的概念,直到二十世纪50年代还非常模糊,往往将中国与中原王朝等量齐观,因而关于疆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切。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者首先遇到了疆域问题上的一连串难题。主编谭其骧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经过反复琢磨,直到晚年才发表了他的论文《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46]。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因而中国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概念: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她所管辖和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没有一个政权曾经包括过所有中国的领土。这个观点,现在成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论。在学术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规模效应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学术专著。论地域,这些成果覆盖了西北、内蒙古、东北、西藏、云南、台湾、海南、钓鱼岛、南海诸岛等地,填补了不少空白;论民族,匈奴、鲜卑、乌孙、突厥、回鹘、吐蕃、渤海、南诏、契丹、西夏、大理、女真、蒙古、维吾尔、满、高山等族历史时期的疆域政区、活动范围或主要地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有的已经能画出比较精确的地图;论时代,涉及了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朝代也不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甚至像南越国边界、河曲十六州、唐代羁縻府州、明代辽东都司等这样偏僻但很有意义的专题,也有专门的论著问世[47]。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成就远非客观条件所能提供的极限。专业研究人员太少,其中受过良好的历史地理训练又通晓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更少,对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和国外研究成果的利用还很不充分,所以已有的成果还必须不断充实和修正。

不过这还不是历史疆域研究的主要困难。关心这一领域的人们一定已经注意到,尽管汉文史料十分丰富,但对中原王朝及整个中国疆域的研究却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进展;尽管近代的史料和档案更加丰富,但对清代疆域的研究却往往只是对旧说的注释,甚至是在维持自相矛盾的陈说;尽管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能够与学术界公开见面的却并不多。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边疆多事之秋,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国际形势下,历史疆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因素的制约。但从50年代以后,继续混淆历史和现实、学术同政治的界限,将历史疆域的研究同现实政治和外交政策等同起来并列为禁区,就严重影响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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