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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夜郎研究述评及进一步研究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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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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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威宁、赫章乃西汉犍为郡之汉阳县，赫章又是汉阳都尉所在地，原皆为夜郎方国辖区[7]。蒙礼云则认为夜郎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其国都应在今兴仁境内[8]。此外，还有对个别地理位置的考订。杨东晨对《华商报》2001年1月18日发表的题为《夜郎古国“沉睡”沅陵》的报道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将湖南沅陵县城南古城址西山墓区中的大型西汉墓断为古夜郎国墓葬，值得商榷。实际上，楚之黔中郡城非秦代同郡之城，更非古夜郎国王城，上述沅陵西汉墓当为汉景帝之子、长沙国王刘发之后裔墓[9]。浚泉则认为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州无论是从考古、史料、特定环境方面，还是从特产、民俗遗风方面来衡量，都应属夜郎之地，新晃是夜郎古县，名符其实[10]。王义全对夜郎国中心做了更精确的定位，他认为夜郎的中心公元前279年楚庄蹻伐夜郎时，在今长顺县的广顺镇。公元前111年(西汉武帝时)唐蒙杀夜郎王兴时，夜郎中心在今福泉市杨老寨[11]。
第二，关于社会性质的探讨基本上消歇。余怀彦针对周春元等先生主编的《贵州古代史》所主张的夜郎为奴隶社会的说法，指出夜郎的社会性质不属于奴隶社会，它并不具备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他从马克思注意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这一点出发，认为对于贵州及其周边这样一个特殊地方，应不受欧洲发展普通模式的束缚，应另寻找对于夜郎社会的更加合理的理解和诠释[12]。
第三，关于夜郎的交通路线及文化沟通的通道方面。胡晓东认为，汉民族进入夜郎最早应始于秦代常頞“通五尺道”到夜郎[13]。其实，当时夜郎与四周的通道很多，把汉民族与夜郎的沟通限于一条道路，过于武断。黄海云通过考察此江源出及流经的夜郎、牂牁地望等方法，考证关于牂牁江为今北盘江、都江、右江上游西洋江的三种观点，得出北盘江最为契合的结论[14]。此文在资料梳理与考据方面下了些功夫，但是也不过是对他人观点增添了几分证据而已。刘汉东认为，西南地区与岭南地区的交通、经济和文化相通共印，岭南文化与西南文化互相影响，他在考察了两地出土的铜器后，指出铜器文化即是岭南文化与西南文化交流的体现；他进一步提出巴蜀移民在岭南建立的政权的观点，颇显新颖[15]。
第四，关于夜郎文化方面。夜郎文化应该是夜郎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许多方面有待深入探讨。
蒙礼云认为，夜郎文化是指夜郎人到西汉末期为止所独立创造的文化，其因素比较原始，如文献记载中的竹王传说、巫鬼禁忌等，以及考古资料中留下的一些依稀痕迹，这显示了夜郎人在2000多年前播撒文明火种的艰难历程[16]。
高艳、郭长智、熊宗仁也对夜郎文化进行了界定，他们与蒙礼云的观点不同，认为，所谓夜郎文化，并非特指两千多年前存在的夜郎国的文化，而是泛指夜郎国时期居住在夜郎境内的各民族及其尔后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是他们与周边各民族各地区相互影响融合的文化。它是贵阳文化的必不可少的基因、源头和干流；其中也谈到夜郎文化如何与当今贵阳旅游对接的问题[17]。
刘恩元根据历史文献及地方志和有关资料记载，以及贵州历年出土商周至秦汉时期的青铜器、青铜冶铸范模和青铜冶炼遗址，对夜郎青铜冶炼业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阐述了古代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及青铜冶铸工艺的产生及发展，以及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自身特点[18]。
王天禄从历史、考古和人类学的角度，对贵州岩画及夜郎文化这两个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相应的论证，认为贵州岩画是夜郎文化中的现象，贵州岩画是古夜郎人留下的文化遗址，它形象地为我们展示了古夜郎人的社会生活，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夜郎的描述：“西南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他提出，贵州岩画是夜郎文化的重要遗址，是研究夜郎文化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是研究夜郎文化弥足珍贵的宝藏[19]。
熊宗仁从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经济学诸视野对夜郎进行了概述，为开展夜郎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地[20]。他以丰厚的夜郎研究方面的学术素养，对夜郎研究领域的拓展进行了探求与尝试。
第五，研究综述与研究方法。2000年以来的夜郎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研究总结、综述较多；一方面原因是世纪之初，对本领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是一个潮流，另一方面，也是在夜郎研究徘徊不前的情况下，通过学术总结对研究思路突破的探求。在这些综述中，研究方法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侯绍庄结合夜郎研究出现的一些问题，指出对于文献资料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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