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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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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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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
本文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2]
[1] 本文为2004年4月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史学界第七次代表大会而作，部分内容曾在会议上作过报告。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龚云博士的帮助，谨此致谢。
[2] 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讨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时不可避免的话题。关于这个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还，学术界有着许多讨论，本人也曾撰文滥竽其间。对于这些讨论的基本状况，笔者亦曾著文加以检讨，请参见《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评析》，《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收入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又可参见笔者所撰《建国50年来中国近现代史の基本问题に关すゐ检讨及び研究课题の概述》，载《近きに在りて》(东京<近邻>),1999年12月,第36号。为节省篇幅，本文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从略。 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探讨
中国近代史究竟研究那一个时期的历史？不同时期的学者认识是不一样的。
中国历史载籍中早有近代的提法，但是近代以来历史科学中近代的概念，大致上来自欧洲的史家。在西文里，modern times 大致是指从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一直到现今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清末民初翻译西方著作时，人们把modern times 译为“近世史”。在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采用“近世史”、“近代史”这个概念时，往往指的是离他们不远，仍在发展中的历史。如梁启超将“乾隆末年至今”称为“近世史”[1]。20世纪初，李泰棻在所著《中国最近世史》[2]中将“近世史”的开端从道光时开始。
事实上，绝大多数作者都主张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这是考虑到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理由是很充足的。也有部分作者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放在明末，认为新航线的开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如郑鹤声认为：“自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继往开来’之趋势，其一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局势。每一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3]郭廷以也把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放在16世纪初的葡人东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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