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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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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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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框架，却基本上奠定下来了。
根据范文澜的设计，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荣孟源、刘桂五等学者在1948年编写了初中历史课本《中国近代史》上编，明确标举“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本课本的编辑说明指出：“本书为初级中学中国近代史课本。全书分二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840-1919）；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919-1945）。”[11]这本课本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上编》，它不仅为新中国建立之初迫切需要的初中历史教材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是对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书编纂体系的一个良好的总结，也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指出了基本的方向。
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多数学者主张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并且以1840-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时间范围，而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在40年代及其以前，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本来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1933年，上海，光明书局）和同一作者著的《中国现代史初编》（1940年，香港，国泰出版公司）所处理的内容和时间范围基本相同。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明确了。王廷科论证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划分，他根据列宁关于区分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哪一个阶级为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的判断，提出：“所谓‘近代史’，就是指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所谓‘现代史’就是指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他主张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他认为，自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的主要方向；因此，中国历史就由“近代”进入到了“现代”；不能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不加区别地一并划入中国现代史范围；应当如实地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联系起来，写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史”；如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并列起来，一起划入中国近代史范畴，“那么在客观上就贬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 [12]
在20世纪50-6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刚刚建立，学者们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还在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史是以革命史为中心的，就是晚清政府的历史，也只能作为革命史的陪衬；1919年以后的历史，主要是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事实上，国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在追寻新中国成立的由来，他们的研究视线，也仍旧停留在晚清时期的社会历史变化上。
这是因为，新中国刚成立，革命时期的热情还在继续，人们迫切希
望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由来，旧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转变，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所以对五四运动以前的近代革命史给予高度重视。从政治上说，1949年以前的历史刚过去未久，许多历史当事人还在，加之海峡两岸还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对1919年后的历史作自由的学术研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碍难之处。
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就有学者主张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因为1840－1949年，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也还是反帝反封建（以后加上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13]
同时，“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划分，不应该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识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一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胜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这个社会，“不是有完整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的变态社会。”“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不因五四运动把一个社会形态分割为两截的近代、现代史，是更为科学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14]。当时，李新、刘大年、荣孟源都持这种看法 。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主张将1840－1949年的历史打通来研究。胡绳早在1981年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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