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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1976—20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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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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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活动的人口，还吸引了大批无职业的纯消费人口集聚其中。江南市镇人口在职业结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其居民人口的地域构成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市镇形成之前的村庄行集发展阶段，其内部人口基本上属于本地居民，然而当村庄行集发展为市镇后，其内部的外籍成分就逐渐增多。而在江南市镇人口结构的演变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其内部阶级构成的变化，除了市豪行霸及地主官吏作为统治阶级，一般工商业者及少量农业居民作为平民阶级，从而组成基本阶级结构之外，江南市镇还因内部资本主义作坊手工业及工场手王业的发展，形成了由原始资本家与早期无产者所构成的新的阶级关系[90]。
关于人口流动，马学强的《论人口流动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91]，以江南为对象，探讨了人口流动与江南社会经济的关系，认为外区域人口的流人与及时填补，对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勃兴，某种程度上就与一大批外乡异地人的流人与定居密不可分。孔潮丽的《明清江南流动人口初探》[92]，认为其时的江南，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文化水准高于他地，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劳动者谋生的路子较宽，因而与一般的人口迁移不一样，不是由人多田少的江南迁出。相反却是由周围各地纷纷向江南流动。
城市人口的比重是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标，不少有关人口的研究，是为了探讨明清江南城市化的程度。有关江南城市化的探讨，台湾刘石吉曾提出，向来对于中国城市人口的估计，均以传统行政中心的县城、州城、府城、省城及京城为标准，而把各市镇排除在外，这种区分标准并不恰当，不少明清江南市镇的人口及商况均超过了县城，所以当估计都市化的程度时，有些重要的市镇应该包括在内[93]。他根据县志的记载，认为乾隆九年吴江市镇户数已占全县户数的35％．内地学人探讨江南的城市化水平，在市镇研究中也表现得最为突出。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是一部全面研究明清江南市镇的专著，既从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市镇的兴起、分布、内部结构，又从地区和专业的角度分析了江南各地各种类型的市镇，认为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反映了乡村逐步都市化的过程，因而市镇作为城乡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带，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都市化的过程。王卫平的《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辟有专章探讨明清江南的城市化水平。他也以目前学界通行的指标即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和城市地域的扩张作为城市化的主要指标，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非传统型市镇的勃兴，成为城市化过程的主要形式，代表了近世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城市人口的比重最高时在12％左右，已超出全国的一倍，足以说明江南地区是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而无论在市场的发育水平上，还是市镇的分布密度，江南地区都是超越其他地区的，因而可以说是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同时他也探讨了江南地区城市化的局限，认为较之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西方的近代城市化，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虽然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却是建立在周围农村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因而始终只能在近代的门槛前徘徊。至于具体比例，曹树基估计，明代末年苏州府的人口，约有11．5％属于县城及市镇人口，而明代末年苏州府的城市人口多达105万以上，占全体人口的20％(《中国人口史》第4卷)。
八、城市社会结构
韩大成在其《明代城市研究》中分权贵势要之家、富商巨贾、城市劳动者、游手无赖几方面阐述了城市的阶级结构。王翔《论明清江南社会的结构性变迁》[94]论述了明清江南在婚姻制度、价值观念、阶级结构等方面的变化，认为其时江南出现了婚姻关系衍替与社会等级结构脱序，重商思潮勃兴与社会心理结构嬗变，市民群体崛起与社会阶级结构演化的现象。他主张，当时已经形成了一股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与传统价值系统相悖离的舆论力量，产生出一种比较自由的社会文化氛围，从而赋予在发财致富道路上跃跃欲试的资产者以精神上的充实感，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自由竞争。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正在集结，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正在崛起，即市民阶层。尽管早期江南市民尚无法完全摆脱封建观念的束缚，尚不能彻底看透封建帝制的本质，从而找到一把解放自己的钥匙，但是，反抗矿监税使的城市民变，支持东林党人的群众斗争，都表明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新兴的市民阶层已经与此前的农民阶级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尚处于被压抑状态，同时又处于不断壮大之中，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最终将不可逆转地成为封建社会的否定因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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