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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1976—20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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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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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意境，会馆社会事务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意义。不是缺少专论，就是探讨不够深入。
既有研究论述进士等精英阶层、达官富商等富贵阶层者屡见，而于城市编户齐民、手工业者、贩夫走卒、里役杂作等城市大众却殊少注目。明清江南城市既是全国经济的重要中心，又是全国文化的重要中心，但是既有研究似乎经济多于文化，上层文化多于大宗文化，高雅文化多于通俗文化，士绅等精英文化重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文化，对于大众日常生活文化状况、大众心态、大众娱乐形式等着笔甚少，对于曾为江南城市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广大能工巧匠，几乎为研究者所遗忘，对于文化人的活动也着墨不多，对于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还缺少深度。
即使对于士大夫的研究较多，但注重其在位作用者多，而对其家居生活却不甚寓目。对于男子尤其是士大夫的研究甚多，而对于女性文化活动者的研究寥寥无几。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明清时代的苏州、南京有着全国最为发达的青楼业，娱乐消遣文化的内容相当丰富，然而对于这一特殊社会阶层，既有成果大多不能属研究范围。
江南城市有着各种层次和各种类型的市场，既有研究对商品市场的论述相当深入，而对各地的文化市场的考察相对薄弱，对各种有形市场的探讨很多，对文化商品的运作、市场份额的争夺等无形市场的研究则很少见到。
明清时期江南的城市化进程在全国可以说是最高的，然而既有研究并未就整个江南地区城市化水平立论，现有的一些城市化论述，涵盖范围仅在某些城市和市镇，采用的方法和论证的途径皆值得商榷，市镇人口的探讨大多未作市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区分，估计入口以及城市化水平从而高下悬殊。
无论怎么评价，明清江南无疑是先进思潮、先进观念、先进生活方式和时髦样式的策源地或起始地，然而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过后，似乎相关研究未再更进一步。无论市民文学、市民斗争以及市民社会的主张者和否认者，实际上都自觉和不自觉地以西方社会的标准来作评价，而很少顾及江南社会的实际情形。
“财赋甲天下，词华并两京”，江南经济与文化互相促进互为影响，但是至今仍无对于江南经济与文化关系的专门论述。
明清江南地区的各类城市文化史资料极为丰富，几部碑刻集也有所收录，但是仍有不少文化宗教碑刻如南京的科举碑刻等未被收录，引用者固然不多，利用各类资料作出深入的综合性研究者更属罕见。
令人欣喜的是，进人世纪之交，在明清江南文化的研究领域，不少选题正在开拓，不少空缺正在填补，不少专题趋向深入。如刘风云《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116]一书及其《明清城市的坊巷与社区：兼论传统文化在城市空间的折射》[117]等论文，探讨了城墙，坊巷与社区，官衙与民居，市廛与寺观，剧院、茶馆与会馆，私家园林等在城市空间分布上体现的文化意境。虽然论述范围涵盖全国，有些方面所论也过于简略，但创始之功，不能以等闲视之，如果将其收缩至江南，相信必有一番天地。赵世瑜、周尚意的《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118]也有同工之妙，是一篇探讨明清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佳作。虽其对象为北京，但于江南城市极具借鉴意义。论者皆谓明清江南人口繁多，但就事论事者多，对于城市人口的社会后果等殊少立论。吴建华《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的关系探略》[119]、《清代江南非政府性人口社会管理》[120]和《清代吴地的教育环境与人口文化素质》[121]，另辟蹊径，或论人口与住房之关系，或论民间社会之人口管理，或论教育环境与人口素质之关系，三论皆发前人所未发，推动了江南人口研究向纵深发展。程念祺《明朝江南士夫的俗趣》[122]从休闲文化角度，不像以往论道士大夫之雅趣，而是着眼士夫之俗趣，考察其表现，探究其原因，推陈出新，也别有意趣。郝秉键《晚明清初江南“打行”研究》[123]，探讨江南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一一“打行”，陈述其表现，探寻其原因，考察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以往研究江南单个文物鉴赏家者不少，而以之作为群体考察并不多见，吴琴《明清苏州商品经济与文物藏家群体》[124]研究苏州文物收藏家群体，虽有欠深度，但旨趣可嘉。赵坚等人的《吴地工匠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现代拓展》[125]，从能工巧匠的含义出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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