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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1976—20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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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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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和对立力量。
不少论文则对明清江南的某个社会阶层作了考察。李洵的《论明代江南地区士大夫势力的兴衰》[95]，以传记、墓志、行状和笔记材料为主，分析了明代江南士大夫的身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明代江南士大夫在登第之前并非富有或权势之家。进入政界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考试。由于受到政治、经济上的压抑，清初江南士大夫仍然保持了明代的地位，但受到的限制更多。段本洛的《明清之际苏州丝织业中的牙行》[96]，从行会的角度，认为牙行对封建生产方式起着强化作用。而陈忠乎的《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牙人和牙行》[97]则认为，市镇中的牙人和牙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经济生活中主要起了积极作用，即在官府与行商之间、在商人与小生产者之间、在小生产者之间和行商与坐贾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然而牙人与牙行毕竟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随着市镇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壮大，它就日益要求摆脱牙行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控制，同时随着小生产者对市场的熟悉与商人对生产过程的接近，牙人与牙行也正在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这是一篇难得见到的专论商品交易中介角色的论文。沙郑军的《试论明清时期的江南脚夫》[98]，论述了江南脚夫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强烈的割据性和排他性、政治上的依赖性、雇佣关系中初步的资本主义性等特点，认为江南脚夫的活动促进了商品流通，脚夫是以职业化吸引了剩余劳动力，对封建生产关系有一定的冲击力。把脚夫作为一个特殊的劳动集团研究，在明清江南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并不多见。
对于明清江南市镇的社会结构，樊树志、陈学文的市镇研究专著都有所涉及。如樊树志指出，各行各业的客商、店铺、牙行，以及脚夫、乐人、市井恶少无赖，构成了一幅幅江南巨镇光怪陆离的经济生活图卷，显示了江南市场兴盛时期繁荣昌盛的各个侧面(《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九、城市社会组织
会馆公所特别是明清江南的会馆公所一向是海内外学界较为重视的研究课题。如果将19世纪末年欧美旅华人士的有关调查算起，那么对会馆公所的研究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1956年冬，江苏省博物馆调查了江苏苏州、南京、吴江、昆山、常熟、无锡和上海等地的碑刻资料，光苏州就调查到132处公所，后来编成《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99]。1978年，南京大学历史系、苏州历史博物馆与江苏师范学校历史系联合调查苏州工商业碑刻，又有不少碑记被发现，后来编成《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00]。1979年，上海博物馆选编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一书[101]。这些调查及出版的碑刻集，为研究明清江南工商业组织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彭泽益主编的《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199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彭泽益选编的《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1998年，王国平、唐力行主编出版了《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102]，更为研究明清苏州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不少新资料。正是利用这些原始碑刻资料，江南工商组织的研究持续获得进展。简单说来，大体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海内外学者几乎众口一词，都将会馆公所视为西方中世纪那样的行会。在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长期讨论过程中，不少学者还认为会馆公所这种行会式的工商组织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小的阻碍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洪焕椿利用大量碑刻资料，对苏州的会馆公所作了系统分类，认为有七种类型，即手工业会馆，商业性质的会馆，官商捐资合建的会馆，手工业和商业相结合的工商业会馆，工匠们为了抵制手工业作坊主克扣王资和种种约束，以保护工匠们自身的利益而建立的会馆，带有地方色彩的同乡会馆，地方官吏创办的会馆。这些工商业会馆公所，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103]。同时，有人对会馆公所的市场垄断权力说法提出质疑，并对比附基尔特(日本学者对行会的称呼)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秦佩珩认为，中国工商业者的“行会”，和欧洲中世纪的基尔特，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差别，不尽相同。如果把两者混为一谈，或者等同起来，那就很不妥当。这是由于两者产生的根源不同、性质不同、作用不同，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104]。吕作燮则第一次将会馆与公所加以区别探讨，认为会馆与公所这种行会组织有着根本区别：前者是地域观念的组织，后者是同业的组织；前者有仕绅、工商业者、农民等各色人参加，而后者的参与者仅限于工商业者；本地人不设会馆，而本地工商业者都参与一定的行会组织，因此“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王商业行会”[105]。此论一出，先后遭到力主行会说学者的批评。汪士信坚持，商人会馆就是一种商人行会，而且是中国式的商人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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