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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1976—20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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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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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周围形成环状或片状的专业村市或村落网。蒋兆成的看法与上述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市镇是封建经济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地主经济的补充，它的建立和发展使地租、商业利润和利息结合在一起，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巨姓大族的支配。市镇的手工业生产还基本上处在商品性手工业与自给性农业相结合的阶段上。市镇商品经济的繁荣，主要不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农副业产品的商品流通上，它是农副产品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品的集散地[81]。对于市镇的作用，意见较为一致。任道斌认为，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促进了乡村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强了封建城市的商业性职能；商业性市镇的发展保护了自然经济，延续了封建生产方式的解体，而手工业专业市镇的发展，却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温床，推动了江南等地的经济繁荣[82]。张华认为，太湖流域专业市镇的兴起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明代江南城市商品经济更加发达繁荣，就在于专业市镇和集市贸易将大量农产品提供给城市。专业化市镇也促进了本地区作物布局和经营方式发生了某些变化，吸收了农村经济进一步向兼业化和专业化发展[83]。蒋兆成则认为，市镇带有两重性，它一方面起着分解封建经济的作用，从而成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另一方面又是封建国家和宗法势力在农村中的统治据点，而且尚未完全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和支配，因而其发展是不稳定的，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84]。 七、城市人口与城市化
关于江南地区的城市人口，大多只能在探讨城市化的论著中间接窥知。李济贤的《明代苏、松、常地区户籍人口消长述略》[85]，通过考察苏松常三府的人口消长状况。发现户籍统计与实际情况并不一致，很多地方人口不增反减，其原因并不是人口离开了江南，而只是人口为逃避繁重的赋役躲过了户籍登记而转移到了他处，可见户籍人口的消长，与田赋轻重有着直接关系。关于南京人口，笔者认为，洪武初年约近39万，经过官方组织的几次大规模人口迁入，洪武末年南京人口近70万，万历全盛时期估计达100万，而且其时南京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政治、军事人口减少，工商人口的比例增加[86]；清代南京人口在乾隆十年前后约有56万，嘉庆十四年约有110万[87]。陈忠平认为，鸦片战争前后，南京城市人口数量空前增加，实际人口当在百万以上，大约已经超过了明初南京城市人口规模⑩。韩大成在其《明代城市研究》中认为，南京城市人口明初约为30万，到洪武三十年大约60万以上。曹树基的《中国人口史》第4卷[89]认为，南京洪武四年大约有10万人，洪武二十四年城中及郊区的居民大约有100万，估计城市在籍人口达到70万—80万，若加上流动人口，则南京居民的总数可能达到90万—100万；永乐北迁后，南京城中的在籍居民大约只有20万—30万；明代后期，南京城市人口可能达到40万—50万。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探讨了苏州和杭州的城市人口。他依据地方志所载，用顺治十年钱塘、仁和两县市民各占该县人口的百分比，推算出明代杭州人口最高的天顺、成化年间为41万余人；用康熙三年、六年两县市民各占该县人口的百分比，推算出清代杭州康熙末年到雍正年间人口为25万，而乾隆四十九年只有14万余人。又依据明清两代杭州城内市民占杭州城市附郭县人口的比例，估算出苏州洪武九年人口为11万，嘉庆二十五年为50余万，而乾隆十二年不到10万人。至于人口结构，傅崇兰认为，杭州商贾人口最多，手工业者次之，苏州城则除了工商业者、文化人之外，就是一般城市居民和官吏、兵士等。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第4卷中认为，苏州正德年间的人口合计约有38万，明后期的苏州城，居民可能超过50万。太仓在洪武二十四年人口合计不足6万，是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
关于市镇人口。台湾刘石吉曾对江南市镇人口作过描述，陈忠平更进一步，认为从明代前期开始，经明中后期到清前中期，江南诸多市镇都先后增长了数十户乃至数千户，其人口数量并在明中后期及前中期形成了两个增长的高峰，从而形成了一些千户左右以至万户左右的特大市镇：号称万家的有14个，5000户左右的有3个，4000户左右的有2个，3000户左右的有4个，2000户左右的有9个，千户左右的有13个，号称“数千家”的有3个，总计千户以至万户左右的特大市镇多达50个。江南市镇人口不仅以其本身数量的增长，而且还以其内在结构的演变，反映并推动着市镇内部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与变化。特大市镇之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居民人口已占绝对少数，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居民人口职业专业化程度更高，从事运输服务业的居民人口占有更大比重，这些市镇又集中了一批从事封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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