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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1976—20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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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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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中心，也是苏州府东南的文化中心，其教育发达，义学、社学、书院等学校遍布全镇，文化昌明，人才辈出，人文蔚起，科第兴盛；镇上各种赛诗文会定时举行，文风不替，各种寺观庙会定时举行，香火不绝；镇上名门望族多，大户人家多，深宅大园多，园林碑刻多。此文篇幅不大，但就探讨市镇文化而言，份量不轻。
对于明清江南书业文化，论者不少。张秀民从文献刻印流布的角度，探讨了明代南京书籍刻印的发展阶段、数量、种类及书铺的名称、坐落分布等，清晰地揭示出其时南京书业状况。方行基本上以江南印刷业为例，认为明清时期出版印刷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大体沿文人刻书向商人刻书过渡、书坊雇工刻书和书坊控制小生产者的包买商方式的三条途径发生[21]。冀叔英《谈谈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刻工表》[22]和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23]等文，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明代南京、苏州等地刻书印书的内容、水平、书坊数量和刻工数量等问题。叶树声、余敏辉也对明清江南的私家刻书作了考察[24]。至于考察明清江南藏书及藏书家的论著，更不稍间断，但泛泛介绍者多，深入探讨者少。
对于江南人文风习，也有人寓目。马学强论上海人文风习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变，认为自明清以来，上海地区府县建置与苏州府、太仓州联系甚密，渊源甚深，因而在风习上较接近于苏州，由传统的尚武向重文转变，清代康熙年间开海禁后，外来人口、商品的大量涌人，大大地开放了上海人的胸襟、意趣和视野，而与商贸发展相伴而来的经济心态和生活方式则冲击着传统的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上海人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吐故纳新，对外来人、物宽容接纳，对新鲜事物异常欢喜，生活方式也由敦朴崇俭趋向奢华好侈。上海人文在传统时代的发展也许确实不够高雅、精致，但有着新兴发展的粗糙，也因为五方杂处而显得文化不够纯粹，总难免夹杂着商业气味，但这样的“粗俗”却使上海文化因为没有太多的传统积淀和文化的束缚与排斥而具有开放性，较容易吸纳各方文化的精华[25]。严迪昌的《“市隐”心态与吴中明清文化世族》[26]，探讨了明清时期吴地文化世族的市隐心态的形成背景、过程及内涵，认为吴中文人的市隐文化心态，历经明初及明中期，在本地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重新振起的和外来定居的旧有和新兴的文化世族的衍传，得到了长足发展，进而普遍构成为以太湖流域为幅员，以苏州府属为核心的吴地人文性格。此文揭示出了吴地文化世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推进了吴文化研究。
对于明清江南文人，也多专论。笔者的《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田考察了明清江南进士的数量与地域分布，实际上揭示了江南进士与城市的关系，认为雄居全国七分之一以上比例的进士主要分布在苏州、杭州、松江、常州、湖州、镇江等城市及郊区，这是与明中期开始的江南地主城居化趋势一致的，财力雄厚的江南地主麇集在生活优裕、条件方便、信息灵通的城市，故城市中中第者最多。《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28]从经济基础、社会风尚、科考能力、自然环境、社会背景等方面探讨了江南进士众多的原因，认为江南进士独多，与该地全社会好学勤学、重教重考、擅长科考大有关系。《明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29]考察了江南进士出身的官员为政和致仕后的所作所为，探讨了其作用和地位。孟彭兴考察了明清太湖地区的各种文化人才和经学、诗文、小说、戏曲、曲艺、民间歌谣、说书等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形式，认为在明清时期，由于新经济因素的出现，江南浓郁的文化环境更加得到较为深刻的体现，使其孕育了与其他地方具有较大差别的独特的文化性格，深深地影响着该地域社会的精神面貌[30]。黄爱华的《论明代市民文人》[31]考察了明代江南市民文人的思想意识及其价值作用，认为文人队伍和市民队伍的空前壮大，为市民文人阶层的膨大准备了条件，其思想意识表现为，否定现有社会秩序，要求改良政治和实现社会平等，反叛封建礼法名教，宣扬个性自由，提倡抒写真性情，推崇通俗文学。市民文人的思想意识和表现，对封建制度起了动摇和冲击作用，刺激了思想的解放，其新颖文学主张使文艺重新获得了生命，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他们对戏曲、小说等通俗文艺倾注的热情和关注，大大地提高了通俗文艺的社会地位和艺术水平，对后世通俗文艺的进一步兴盛和发展开辟了道路。李玫的《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32]更以苏州作家群体为考察对象，探讨了其具体组成、活动年代、作品内容风格特点、作品存佚情形等。该书在明清江南文人研究的角度方面较有新意。
对于明清江南文化家族，研究成绩也令人瞩目。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33]，全面研究了明清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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