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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1976—20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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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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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区的著姓望族，着重介绍了明清时期诸如潘恩、徐阶、董其昌、徐光启、王鸿绪、张照、钱大昕、廖寿丰等一大批望族名流的生平，300余家明清上海地区著姓望族的门祚，详细阐述了这些望族的形成条件、发展变化及其社会影响，以典型的资料清晰地勾勒出了明清上海地区望族在不同时期变动的轨迹。江庆柏的《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34]，则是考察明清苏南望族文化活动的专著，内容涵盖苏南望族发展的社会环境、文化特征、家族教育、文化学术活动、人才优势，以及望族中的女性，望族与科举、家族藏书、家族文献整理的关系等，提供了明清苏南望族文化活动的基本信息。
江南园林甲天下，论者自然不少。陈从周《中国园林》[35]一书，从园林构筑手法和美学欣赏的角度，论述了江南的诸多园林，如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沧浪亭、环秀山庄，上海豫园、内园，嘉定秋霞圃，海宁安澜园，以及常熟、西湖的园林，江南的著名造园高手，江宁随园图等均有涉及，精辟地分析了明清江南园林的美学意蕴。他同时指出，江南园林之多之美，与当地经济实力之雄厚，士大夫兴趣之所在，市民生活之需要等，皆有关系，造园在经济物质基础、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方面皆具备，主人好客，文入画家策划，在造园中体现了闲情逸致的士大夫思想意识，名工巧匠为之经营建造，于是城市山林，宛白天开，文酒之会，几无虚日，藉着林泉之资，培养声誉，家乐与园林，成为士大夫自命风雅的工具，也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便利和机会。魏嘉瓒编著的《苏州历代园林录》[36]，则分时段叙述了苏州园林建造情形及著名景点，提供了较为有用的资料。王春瑜的《论明代江南园林》[37]，探讨了明代园林与江南经济的关系，认为江南园林在明代的迅速崛起，是明代高度的经济、文化的产物；江南园林是江南文化的结晶，江南园林的建造有着商品化倾向，具有园与庄的结合；江南园林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杨嘉枯的《明代江南造园之风与士大夫生活——谈明人潘允端<玉华堂日记>札记》[38]，通过对《玉华堂日记》的介绍，考察了明代士大夫兼并土地，豪夺巧取，不吝大量钱财营造园林的概况。
此外，李嘉球对明清时期苏州的戏曲文化也作了考察[39]。
三、城市经济
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探讨了苏州和杭州的城市经济，认为明清时期的苏州丝绸业和工艺美术业是苏州城市的两项最主要的经济事业，其他经济事业都是伴随这两项经济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手工业经济在城市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该城商业的发展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手工业的发展；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以民间手工业和民间商业的发展为主流，而其周围镇市的发展，与杭州城内经济的发展溶为一体，各不可少，构成了杭州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杭州与东南沿海城市和运河沿岸城市的联系，主要包括生产技术的交流和货物贸易两个方面。对于杭州城市的兴衰程度，自梁启超认为唐宋时期最盛，明至清中叶中落后，长期为人所沿用，如陈学文说，在古代杭州城市发展史上，南宋达到了顶峰[40]。而傅崇兰通过对明清与南宋时期杭州的人口、城市规模的盈缩、城市工商业和城市周围镇市发展的对比研究，以及明清时期杭州与东南沿海地区和大运河沿岸城市联系的考察，认为在古代杭州发展史上，南宋时不是它的顶峰，明清时期也没有中落，而是大大地超过了前代[41]。然而新近仍有学者坚持既有观点，如陈国灿、奚建华在其《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42]中，虽然认为明清时期杭州、嘉兴、湖州等城市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但还是主张这些城市明显走向衰落，尽管这种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相对而言的。由罗仑主编、范金民和夏维中撰写的《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43]，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与特点，考察了苏州城市不断变化的官营丝织业，日益发展的民间丝织业、棉布加工业、染色业、酿酒业、印纸业、玉石器制造业等民间手工艺业，服务行业的普及和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追求，金融典当业的发展及其地位和作用，苏州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苏州经济中心地位的丧失和上海的兴起等。蒋兆成的《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44]，考察了明清时期丝织、制盐等官营工业，丝织业、棉麻纺织业、造纸业、制笔业、窑业、榨油业、酿酒业等民间手工业，丝织业、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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