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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1976—20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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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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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与地点的特色，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时期丰富具体的形象史料。他们还指出，在《南都繁华图卷》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可能学习或参考过宋人《清明上河图》或其仿制品，以及描绘城市景物的民间作品，但是它的历史、艺术价值却远不是那些纯属摹仿旧作或大多凭想像画成的城市景物图所能比拟的。他们还主张，这件作品的绘画技巧虽然并不高，显然也不是名画家仇英的作品，但是它在描写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我国古代绘画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却应该肯定⑿。另一幅谓之《上元灯彩图》。对此图，徐邦达认为是“明中画师所作上元灯戏图意。写当日金陵秦淮一带居人于上元节日欢腾游乐之景”，而杨新认为，从画面的人物衣冠与绘画风格来判断，当为明人所作毫无疑问，但是从反映的人物的生活内容以及市场景况来判断，应相当于明万历至天启时期，所画地点应是秦淮河往北过三山街的内桥一带。《上元灯彩图》的作者为民间画师，作品的服务对象也是民间人士，所以更加接近生活原型。该图不但描绘了南京古董一条街，同时也描绘了众多的地摊商贩，从地摊上陈设的商品看，也以古董为主，是一次灯市与古董相结合的专门化集市贸易大会⒀。图像文本提供了文献所不能提供的诸多信息，学界对这些图卷的介绍性研究，大大地丰富了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内容。
对于城市市民文学问题，探讨颇多，且看法不一。学界通常将明末苏州民变称为市民斗争或市民运动。洪焕椿《明清苏州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初步考察》⒁一文认为，明末苏州两次大规模市民运动，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当时城市各阶层人民只要求封建政权减轻对工商业的掠夺，并不是推翻封建统治，因此市民斗争具有两重性。王天有《万历天启时期的市民斗争和东林党议》⒂一文认为，万历天启年间新兴市民阶层的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东林党人同情市民斗争，但不是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虽然他们都反对明神宗派矿监开矿经商和阉党黑暗统治，但两者的出发点和基础不同。考察明末苏州民变的，还有潘树广的《明末苏州织工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⒃和《明末戏曲中的江苏织工斗争》⒄，从文艺角度研究民变，别出心裁。但开风的《明清时期没有市民运动》⒅对市民运动之说提出质疑。作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封建城市与西欧中世纪末的城市有很大不同。中国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作坊主和手工业工人力量微弱，只是作为相互孤立的社会阶层分散存在，并无形成统一的市民等级的共同基础，更不能形成统一的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市民运动，苏州的踹布、丝织、染织、印书等行业，都有雇工为争取增加工资和米贴、提高工银成色和反对包头克扣工价等，以罢工、停工等方式斗争，这纯属经济斗争性质，同由于封建政权禁止雇工“齐行罢市”，有许多限制雇工人身自由的苛刻规定不同。这种斗争虽然有反封建压迫性质，但仍不能说明存在属于“第三等级”性质的市民阶层和他们发动的市民运动，实际上它只是许多并无内部本质联系的城市居民中发生的事件而已。夏维中在回应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的呼吁时也认为，不少学者把晚明民变这种斗争与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并认为这就是市民运动，是市民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走向政治舞台的标志，这实在是一种误解。这种斗争，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都与欧洲中世纪的市民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绝不能相提并论。还有些学者把明中期以来城市社会风气的变化也归之于市民，提出“市民风气”、“市民文学”之类的概念，这些也都是有点牵强附会的。从本质上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也不允许一个独立的市民阶层或阶级的存在⒆。
江南市镇文化，是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樊树志、陈学文的市镇研究专著都有不同程度的探讨。樊树志在其《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中认为，市镇因为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信息灵通，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知识阶层向其聚集，具备了知识相对密集、文化凝聚力强的特殊优势，从而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中心。他并以湖州府的南浔、菱湖，苏州的唯亭、甫里、同里、唐市，松江府的朱泾，嘉定县的南翔、罗店等镇为例，阐述了其人文蔚起、科第兴旺的盛况。他还认为，构成明清区域文化一部分的江南市镇风俗，具有趋向奢糜和浓厚的市井气息与商品化色彩的特点。他还辟有专节讨论市镇茶馆文化，指出茶馆兼具信息、娱乐、赌博的多种功能，是市镇社会的一个缩影。吴仁安的《明清以来江南水乡古镇同里社会经济与文化风尚探微》⒇则专门探讨了吴江名镇同里镇在明清时期的社会风尚、文化结构及文化遗存，认为其时的同里镇，不仅是周围乡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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