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赵先生到山西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曾到过延安，两年后因病离开部队，在陕西乾州中学讲授英语。1946年底，赵先生作为西北地区代表应邀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员大会。1947年夏，被傅斯年推荐到河南大学任教，受聘为文学院文史系副教授。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后，赵先生到解放区的华北大学任研究员，给艾思奇同志当助手。1949年济南解放后，被派到济南市军管会工作，后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编译局。1950年秋到长春，任东北师大教授。同年冬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在山东大学工作时期是赵先生学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时期。赵先生深得华岗校长的厚爱，是当时历史系有名的“八大金刚”之一。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与《文史哲》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担任《文史哲》的编委并先后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22篇，甚至有时一年就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达4篇。他除了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列主义名著选读”、“中国通史”外，还开创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等课程，为山东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繁荣作出了贡献，与老一代山大人一起创造了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炽。

    1957年夏，赵先生奉调到兰州大学任教。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撤去教授学衔，降四级，监督使用”，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教课、写作的权利，工资由高教三级降到七级。不久，兰大的文科下马，赵先生被并人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之后在河西走廊山丹县的农场接受“改造”。在那一片戈壁荒野，他经常挨骂、挨打、罚跪，甚至有时三天不准吃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工暇时他也总是一个人读书，作了大量读书笔记。农场同事用“太史公，牛马走”来形容他，寄寓了嘲讽、同情、钦佩等复杂心情。1961年兰大文科恢复，赵先生又回到了兰大历史系。1963年，学校给赵先生摘掉了右派帽子。1970年兰大革委会动员正当盛年的赵先生办理了退职手续。1972年10月，经周恩来总理过问，赵先生得以复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先生所谓“右派”问题获得彻底改正，他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讲堂和学术园地，焕发出了第二次学术青春。

    赵先生经历了旧中国的苦难和新中国的昌盛，他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与此同时，赵先生的治学经历显示了自身的特点。他受过正规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属于科班出身；他有着良好的家庭熏陶和师承关系；论学术思想渊源，可谓古、今、中、外兼有，文、史、哲、理并包，儒、道、墨、马列主义皆通。

    赵先生在回顾他的师承关系、学术渊源时借用蔡尚思先生的话说：“老师有两种，一是‘死老师’，一是‘活老师’。”[1]五(P21)执行口授面谕、传道授业的是“活老师”，而只能通过文字的传导接受教诲的是“死老师”。所谓“死老师”，就是浩如烟海的书籍，赵先生正是从它们当中汲取了养料和成分。

    在青岛铁路中学，赵先生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他后来意识到这段经历使他“头脑开始接受第一次铸造”。[2](p50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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