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主要从事明清思想文化史的研究。1940年前后，赵先生正式确定由“新文艺”向“史学”“跳槽”。为什么进入史学，赵先生说：“理由很简单，它比兄弟学门更深邃，耐人探索。”[1]一(P2)他在初始阶段就读了明清之际学者的大量书籍，立志要像那些爱国者那样写出当代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的事迹。他在陕西乾州中学教书时，写了一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1946年在《大公报·文史周刊》上刊出。这是赵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受到了胡适之先生的鼓励。继之，他又写了《王山史年谱》和《张蒿庵年谱》等。这一时期，他在考据方面用力甚深，对明清之际四大学派、顾炎武等方面的研究，充分显示了治学的严谨和扎实的史学功底。他所写的文章和年谱在《学原》、《国文月刊》、《读书通讯》、《文史哲》上大量发表。
从1953年至1957年为第三阶段，主要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大学历史系以健全“基础课”为工作重点。当时的著名教授杨向奎、童书业、张维华、赵俪生、郑鹤声、黄云眉、王仲荦等分别承担“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讲授。1952年课程改革时，大家商议要开设专业课。为了配合当时政治形势，与刚盛开的“五朵金花”研究相匹配，山大历史系确定新开三门专业课“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分别由张维华、童书业、赵俪生先生担任。于是，赵先生就与“中国农民战争史”结缘。三五年之内，他发表了十余篇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学术论文，并与夫人高昭一先生合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
从1978年至1985年为第四个阶段，主要从事中国土地制度史和边疆史研究。他的《试论南宋土地关系的特点》、《有关井田制的一些辨析》、《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遗存》、《汉屯田劳动者所受剥削性质与数量上的差异》、《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看西周的井田制度》、《试论两汉的土地所有制和社会经济结构》、《试论明代土地赋役问题症结之所在》、《金元两朝对中原土地关系所作出的变动》等文章的发表构成了他土地制度研究领域中很重要的内容。他的《西辽史新证》、《新疆出土怯卢文简书内容的考释与分析》、《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建设西北边疆简述》、《明朝与西域的关系》、《清初遗民奔走活动事迹考》等文章是他西北之学和边疆史研究的力作。
从1986年至今为第五个阶段，主要是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和顾炎武研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方面，其代表作有：《说上古部落迁徙和地名转移》、《有关孔子思想中“仁”“礼”关系问题的辨析》、《丝绸之路上两个大国一一中国与伊朗史的比较》。对孟子、管子等先秦诸子和《诗》、《易》等也多有涉猎。20世纪90年代，赵先生开始了对整个20世纪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对20世纪的史学进行了梳理。在该项研究中，他发表论文达30篇之多。
赵先生知识渊博，研究领域广泛。除了着力于历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之外，他还对史学理论、诗歌等有所探索和爱好。2002年，赵先生把他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结集成《赵俪生文集》，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赵俪生文集》共六卷，250余万言，集中而全面地反映了赵先生几十年来在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的成果，包括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古代史、顾炎武研究、思想文化史、西北地方史研究论著，学术自传、自序，杂文、杂诗、小说与通讯、译作等，内容极其丰富。赵先生自诩为“杂家”。其实为博大精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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