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西文化，赵先生认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它们之间具有互补性。他说：“总起来看，他们是一种偏，我们是一种偏，二者应该互补，也只能互补，在悠长历史段落中互补。说‘互补’，就是说不能互相代替，不能把儒学硬搬到西方去，也不能要中国‘全盘西化’。文化的融合需要更悠长的时间，跟军事征服完全不相同，它需要一个‘雾露晕染’的过程。”[1]五(P53)

    关于中国文化思想的源头，赵先生认为，把《诗》、《书》、《易》串联，就可以找到，而这三者又是不平衡的。《尚书》只是条令；《诗》中有生动而丰富的民俗；《易》虽还不是哲学本身，但已经是哲学的胞胎了。而任何一种文化都要以哲学为其轴心，所以《易》最重要。因为，“儒家精研人道，精研人的内在的自我完善，但在宇宙问题和辩证思维方面，相对不足；道家提倡天人之道，频繁地阐发对立的观念，但在人际关系和现实社会方面，采消极态度，办法不足。这两者通过什么来体现融合呢?是《周易》”。[1]五(P57)他说：“向‘内’和向‘外’综合，是一种互补；儒家和道家的综合、天人之间的综合，又是一种互补。补来补去，中华文化不就日益壮大了吗?”[1]五(P57)

    对顾炎武的研究倾注了赵先生一生的心血。从著作到生平，从思想到活动，从诗歌到爱好，无不涉猎，如痴如迷。赵先生先后发表研究顾炎武文章及论著近20种，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顾炎武研究权威。

    赵先生把顾炎武放在明末清初大的历史背景下，不仅研究顾炎武本人。而且研究与他有关系的人，甚至同一时代的人或有影响的人，并且进行比较。如《王山史年谱》、《清初遗民奔走活动事迹考略》、《清初关中学者故里访问小记》等，不仅让人们清楚地认识了顾炎武、王山史等历史人物，而且对明末清初北方的学术史有了更进一层的认识。他把历史上那一群群学者志士交游往来的踪迹，“怎样栖栖南北、联络声气，怎样建立活动根据地，怎样被几个有正义的大吏所掩护，把一幕幕学术和政治混而为一的民族运动，很生动地传写出来”。[1]三(P71)赵先生一生都致力于研究顾炎武，并以之为楷模，他推崇顾炎武的诗句“苍龙曰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他自己也像苍龙、老树那样在史学园地里耕耘了一片又一片。他崇拜顾炎武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致给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起名为“绛”(顾原名绛，后更名为炎武)，既赋以其节操学问以自励，也作为他开始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纪念。

赵先生不是穷一经治一史的专家，而是涉猎广泛的学者。自1957年定居陇右以来，他对西北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同时也对西北之学产生了兴趣，研究内容涉及到五凉史、西辽史、蒙古在西域诸汗王史、帖木儿汗国史等。与此同时，他对家乡山东的事情尤其是学术活动多有关注。他除与夫人高昭一先生合作出版了《历史上山东农民起义》一书外，还先后研究过齐鲁名士管仲、辛弃疾、王渔洋、孔尚任等。在蒲松龄的研究方面，更是别具一格。他以人性异化的观点，剖析蒲松龄笔下被社会所扭曲了的妇女的反常心态，既新颖又透辟。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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