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赵先生的研究博大精深，既有微观的个案分析，又有宏观的理论把握；既有横向瞬间的事件解剖，又有纵向千年的规律总结。不论在哪个领域里，大都是“成一家之言”，受到国内外专家的赞誉。在历史学和思想文化史方面，大多数研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思想文化史研究构成了赵先生学术大厦的主体框架，成为赵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三个重点。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里，农民问题成为最大的政治问题由来已久。他与夫人高昭一合著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是研究农民战争史的代表作，也是新中国第一部研究农民战争史的专著。赵先生研究农民战争史的第一个专题是农民的身份。他发现，对农民的身份进行分析，意义重大，这对研究历次农民起义规模的大小、战斗力的强弱、坚持时间的长短、其内部凝聚力的大小都有关系。其中1956年发表于《文史哲》的《靖康、建炎间若干农民武装力量性质的分析》一文是其代表作。此文曾受到日本广岛大学寺地遵先生的好评，并撰文赞誉。第二个专题是起义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他就“起义”和“国家机器”作为互相对立、互相冲突的两方各有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而进行有关研究，引发了后来的关于农民政权的性质、作用及意义的研究，“文革”前夕的“反攻倒算”抑或“让步政策”的论争，也都与他的这些成果相关。这些问题都一度成为研究的热门，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第三个专题是农民起义与多民族关系间的关系。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研究农民战争史必涉及民族问题，这也是一个比较难以理清的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赵先生认为，一般的情况下，周边的头人和中原的统治者关系较深，而周边人民往往同情起义，但有时又恰恰相反。但不论如何，中原的动荡对周边来说，总是一种带动，启发他们生产力和文化能力的提高以及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调整。第四个专题是宗教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赵先生指出：农民起义是近代革命以前的一种革命，那时没有革命的信仰，因此要有力量就需要信仰。在没有政党之前，信仰的力量往往需要从宗教中去汲取。宗教的某些机能起着一种宣传、鼓动和组织作用。赵先生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具有拓荒、奠基的作用，一些研究成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最早判定农民政权依然是封建政权”，被誉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3](P275)此结论是史学家王学典在纵观近半个世纪中国史学主潮的涨落起伏之后而得出的，它一语破的，十分中肯。

    赵先生站在史学阵地的前沿，高举起历史主义这面大旗对农民政权的性质作了科学的界定。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学派首先就是从论证农民政权的封建性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谈到农民政权的性质时赵先生说：“它不可能不仍是属于封建类型的政权。大家试想一想，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地主剥削农民的旧关系，不能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剥削，那么，即便把唐家专制皇朝赶到四川去了(自然这无可否认的是起了一种对统治给予严重打击的作用)，这新建立起来的大齐政权也仍然向人民征粮征税，也仍然不曾否认地主剥削农民的合法。在这一点上看，农民起义的政权是不能跟资产阶级政权相比，更无法跟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相比的。”[1]一(P466—467)这一观点赵先生在1953年就鲜明地提出来了。这与1958年前后出现的“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见农民就捧”所谓的“阶级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不论对农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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