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接触、学习、运用的过程。上中学时，他就买了一本德国塔尔海玛著的《现代世界观》。“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深深印人我的心坎的头一本书，我终生不忘它，丢失了，在旧书摊上遇见再买一本回来，反复几次，总要有这本书留在自己身边。”[1]五(P31)抗战时赵先生在西安买了一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白天教书，深夜在一盏油灯下就翻译它。慢慢地赵先生居然被迷住了，“读到中半以后，精义滚滚而来，诸如对山岳党、秩序党、社会民主派的阶级分析，对小农性质的分析，对工农联盟概念的阐发；这些精义带给我的影响不是一时而是终身”。[1]五(P31—32)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济南买了一大堆从苏联过来的马列著作和理论书籍。“记得我最爱读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篇，其中讲螺旋型的运动变化发展，还批及诡辩。列宁对诡辩说了一句辛辣的俏皮话，‘脑袋钻不进去的地方就把尾巴插进去’，此语我终生不忘。”[1]五(P32)对斯大林，赵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不完全否定。他一直喜爱斯大林文章中明朗不移的逻辑，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对赵先生影响极大。

二

    综观赵先生的学术历程，从文学入门，思想文化起步，历史研究飞跃，哲学反思落脚，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转换了四次阵地。赵先生说：“六十年来，我治过明清之际的思想史，治过北魏、北齐、北周以来的北朝史，治过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治过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史，以及这两家思想的互补与交融。童书业说过，做学问要有个‘老营盘’。他的‘老营盘’就是春秋史和《左传》。我没有做到这一点，我的治学，如西域贾胡‘至一处辄止’；但也有一点好，好在于面子宽，看问题的眼光就不限于一隅。我这个做法，做着做着，到老来，就渐近于哲学，至少是历史哲学。”[1]一(4)“我的最终宿营地，怕还是哲学。我爱思维。纵观我的一生，由文学而历史，由历史而哲学，历史学到头来不过是一个过渡、一个跳板。”[1]五(P48)

    从1932年至1940年为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热衷于翻译、文学。在初中时，赵先生热心新文艺，与同学组织“浪花”文艺社，在《胶济日报》上开办《浪花》副刊。赵先生在上面发表白话诗、散文、短篇小说和译品。他经常到青岛大学图书馆借阅外文书籍，此后一直业余从事翻译。从译短篇到译中篇到译长篇，从译英、美作品到译俄国的、苏联的、日本的作品，从译文艺作品到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到译近代西方社会科学文章。译作有《人性的风》、《两兄弟》，苏联长篇小说《孤独》，还以“冯夷”笔名发表小说《风沙》、《紫荆开花的时候》，写过报告文学《王老婆山上》，曾发表战地通讯《任海龙》，并完成了小说《中条山的梦》的创作。赵先生自称这是自己“浸润在新文艺中的十年”。

    从1940年至1952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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