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先生是一个性情独特的学者，金景芳先生曾经评价他的为人：“颇倜傥自喜，不以岸异为非。论学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于同时代人少所许可，以是每不见谅于人。然先生实胸怀坦荡，无适无莫。当其与友人纵论天下事，热情奔放，不可羁勒，盖其天性然也。”著名学者蓝翎指出：“史学家最贵胆识与人格。有的人虽专攻历史，但常常依附权势，把历史当泥团，看眼色捏来捏去，胆识已无，人格扫地，不可能成其为真正的史家。赵先生鄙视此辈，耻与为伍，卓然独立，昂昂然继续走自己的路。”[5](P3)赵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独领风骚；赵先生的讲课更是诙谐风趣，美妙绝伦；赵先生的治学方法独具一格，视野开阔。

    在近50年的从教生涯中，他先后在河南大学、华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所开十几门课程既有中国通史这样的基础课，又有对某个专题的专业课，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逻辑学等。他对课堂教学有着高超的驾驭能力，他的气势和激情以及他雍容大度的风姿素为同仁所称道。他对教学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特殊的爱好，把它视为自己学术生命的一部分。每次讲大课以前的准备，高昭一先生用“如临大敌”几个字来形容。每次讲大课之后，赵先生总要休息几天时间才能恢复体力。赵先生的讲课极具风采。课堂上他神采飞扬，妙语连珠，闭着双眼，斜对背后的墙壁全神贯注地讲，从而把每个学生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一堂课下来，学生似乎不是在听课，而是在欣赏一次讲演艺术。历史课本来枯燥，尤其像农民战争问题、土地制度问题、井田制问题更是如此，但赵先生总能归纳出理性的思路，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博约结合，妙趣横生，将理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熔于一炉，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赵先生的研究方法独具一格。他的研究视野开阔、见解独到。如研究土地制度史把握了三个转弯．论点由浅人深，即使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也能看得懂，更不用说他在许多场合下那些极具风采的比喻了。他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指导史学研究。赵先生一生酷爱思维、善于思辨。他是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是机械地把马克思主义拿过来，而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作为解剖中国井田制的一把钥匙，史论结合、高屋建瓴。这与今天那些只会套用马克思主义书本词语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他做学问决不轻浮，用几十年功夫去“追补”二十四史、十三经。他写文章很美。“即使严肃的史学命题也从来不板着面孔‘布道’，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而是平易近人，娓娓道来，与读者平等交流。”[5](P316)高昭一先生认为：“他于教学科研，既从现实主义的严谨去进行缜密的逻辑推演、高度的抽象思辨，又以浪漫主义的热情去调动活跃的形象思维、超时空的直觉感觉，从那些没有生命的材料符号中去扑捉‘象’和‘情’。”[1]五(P316)这也是我们后学的共同感受。

    赵先生曾说过学术界有不同风格的两派学人，一派是“高明派”，一派是“沉潜派”。“高明派”视野开阔，高屋建瓴，选题宽广，有很高的才情和驾驭能力；“沉潜派”则选题狭窄，深钻细研，对史料竭泽而渔。他在上课时形象地说：“‘沉潜派’在‘竭泽而渔’时，不但要抓住大鱼，连小鱼羔也不放过。”引起了同学们的哄堂大笑。中国学术界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选题越专越好，越细越好，越窄越好，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往往对“沉潜派”推崇备至，而对“高明派”则毁誉不一。实际上，“沉潜派”至多也只是在史料本身的真实性上得到科学的论证，关于如何诠释文献，理解文献典籍的记载，从中求出因果联系则不去考虑。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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