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先生的师承关系中，既有家传的又有社会的，既有文学的又有历史的，既有自由主义的又有马列主义的。既有“沉潜”的又有“高明”的。他的祖父是举人，内阁中书；父亲是秀才，擅长书法，喜爱填词。赵先生说，他的头一个文化老师是他的父亲。赵先生的第二个文化老师是闻一多先生。在中学读书时，赵先生就在他伯父的书斋里见过闻一多先生。后来闻一多到清华教书，就成了赵先生的老师。赵先生回忆说，闻先生“搞考据、搞训诂……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1]五(P112)他说：我平生第一次学会查类书、翻丛书，就是围绕着闻一多先生的作业开始的。“久之尝出滋味，即根据一根线头可以找到很多花花绿绿的线头……对一件事的底蕴，像破案一样，追踪寻访，从类书中找到线索，还要缘着这条线索深入到一部原书中去……一般习惯是借查甲案的机会，不知不觉地牵连到乙案、丙案上来。[1]五(P22)“我和闻先生中间，不仅有学业的传递，还有他对我人格上的陶冶。”[1](P23)直到抗战时期，他们之间还有书信往来。闻一多在昆明遇害后，赵先生怀着沉重的心情在上海《文艺复兴》上发表了《混着血丝的记忆》，以表示对先生的怀念。赵先生的第三个文化老师是嵇文甫先生，也是第一位对赵先生有影响的史学家。嵇先生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又研究哲学，属于“高明”一派。在河南大学的一年，赵先生和嵇先生朝夕相见，每写文章都要请教嵇先生，从中受到鼓励、指导和启发。赵先生的第四个文化老师是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王先生“在鉴别琐节的时候，是十分沉潜的；但他在赋性上又有不少狂气，狂气发作时就非常高明了”。[1](P28)赵先生跟王先生学到了识读“两周金文辞”等文献的招数。

    除了文化、文献方面的老师，还有理论方面的老师，对赵先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有艾思奇、何干之、华岗等。赵先生回忆，“当时在华大，真是进步学者如云，如过江之鲫，但我最受影响的．只有两位，一是艾思奇同志，一是何干之同志，他二人在‘史论结合’方面给了我不少的教益”。[1]五(P33)赵先生认为，华岗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是一个知识面挺广而不在哪一方面搞专精的学者，往往这样的学者更能给后辈人才带来多方面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华岗死后山大学生久久怀念着他的原因之所在。……至于我本人，我是在许多方面从华岗那里受益。”[1]五(P230)在清华读书时，华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就给赵先生以深刻的影响。华岗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后，赵先生应邀来山大工作，他俩交往甚密。华岗给赵先生以思想理论上时指导，使赵先生在学术界扶摇直上。赵先生称华岗“确确实实足政治论争和学术论争中的一名老资格的舵手”。[1]五(P231)

    在对赵先生有影响的“死老师”中，要数史籍和马列主义著作了。除了阅读大量的文史典册之外，他还“读了几部书，一是傅青主的《霜红龛集》，二是全祖望的《鲒堉亭集》，三是钱牧斋的《初学集》和《有学集》”。[1]一(P2)赵先生被这几部书勾引得神魂颠倒，自己对自己小声呼叫“过瘾呀，过瘾呀”。[1]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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